“原来是凭着一股劲儿往前走，现在是有一种力量在拉扯你。你会发现内心还是想干，我就是想干，虽然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做。但真正创新创业的人都要面临风险，承担压力。孩子的出生，印证了我内心是特别渴望做这件事的。”已为人父的公益人刘斌这样说道。

刘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2004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在西部阳光基金会工作，现任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

益微青年刘斌：想一辈子干公益，要服务100万大学生

刘斌是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益微青年”）总干事，从事公益十年，创办益微青年六年。

少年时代的刘斌，想着怎样变得更有钱更有权，执着于攀爬金字塔顶端，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自我意识。大学期间的一次支教活动，让刘斌跨入公益的大门，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计划做3年，做了3年觉得不过瘾，决定做10年，后来又延长到30年。现在，他决定“一辈子干公益”。

而刘斌创立的益微青年，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验证公益就是那件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从刚开始的“死磕大学生支教”，到“乡村夏令营领跑者”，再到“死磕大学生公益成长”。

同理心

因为自我意识的萌发、同理心的产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 刘斌从一个想“更有权更有钱”的人变成一个想支持100万大学生科学做公益的人。

2006年，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的刘斌在室友的鼓动下，参加了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西部阳光”）的一次支教。当时是带着增加履历和获取吹牛资本的心态去参加这次支教的。

支教结束，刘斌回到学校，原先很有目标感，成功人士范儿十足的刘斌忧郁了，胡子长长了，上课无精打采，什么活动也不想参加。这次支教过程中的经历，让刘斌对自己产生了相当多的怀疑。“原先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才故意表现出阳光、有目标感、成功范儿的状态，而放下伪装，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枯竭的状态。”刘斌回忆道。

那次支教前，刘斌会关注留守儿童有多少万，但那只是一组干瘪的数据。支教期间去一个孩子家家访，孩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奶奶瞒着他，说爸爸出去打工养家糊口，回不了家，时间长了孩子没什么感觉了。可当聊到孩子父亲时，孩子一下就哭了，那一刻刘斌整个人都软了。这仅仅是一个留守家庭，如果乘以2600万是什么概念，刘斌觉得没法承受。“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生命里最需要的是什么？特别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或者不希望别人给我什么？”多年来，刘斌一直在强化同理心。

原先潜意识里认为考上大学的孩子就是聪明，没考得上就是笨，可重新看那些农村孩子时，刘斌发现他们其实都很有天赋，有人唱歌好，有人跳舞好，有人乒乓球玩得好……，可单用一条成绩论英雄的线来衡量孩子时，特别就都显现不出来了。

刘斌开始对社会有了概念。原先他想赶快逃离农村，可后来他在想，自己可不可以为这个群体做点事，如果这地方没人管，只会越来越黑暗，所有人都会逃离。

在西部阳光做了三年大学生支教项目，刘斌很多时间都会走访乡村，走访学校，和志愿者相处，同时经常在大学做动员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刘斌看到了乡村很多问题，心生不忍。

一次培训，刘斌给志愿者讲了很多自己学习的特别好的概念，自己觉得挺好。时任西部阳光秘书长梁晓燕听完后问刘斌：“这些新的东西能看到你的学习能力，但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觉得你触动到参与者的心了吗？”梁晓燕说，整个教育过程如果不激发人内心的东西，那么完全没有作用。从那时，刘斌开始思考人心，思考人的感情，更加关注人本身。

那三年，刘斌花了相当多时间，经常加班熬夜，研究培训怎么做，学习积极心理学，找专家去聊，研究抗逆力，研究项目式学习，研究戏剧……发现一个东西就去学，总是觉得学不完，每天都很投入，生命状态很充盈。机会也随之而来，接触到更多公益机构，有很多出国游学机会，刘斌的公益之路愈发广阔。

刘斌渐渐清楚自己本身对物质没那么高的追求，“有东西吃就很开心，对衣服也没什么要求，不需要花什么钱。自己原来追求的只是成功而已，同时自己的心性跟公益圈子非常融合，特别喜欢这里的人。”

刘斌认为，一个人只有相信他拥有的时候，他才会有分享的能力或者意愿。拥有了，为什么要分享？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彼此都可以给彼此带来能量。2012年，益微青年机构的价值观提炼为“做自己的主人，做他人的伙伴”。

2011年，西部阳光的梁晓燕和来超等人觉得刘斌完全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把大学生短期支教这个项目独立出来，让刘斌成立一个机构去做。2012年，“益微青年”这个名字诞生了。

其实早在2009年，刘斌已经懵懵懂懂的开始对youth（青年）这个课题感兴趣，“柚子”（与youth发音相近）这个外号就是那时候起的。刘斌说：“之所以叫益微青年而不叫益微公益，从那时就是要聚焦在大学生青年公益这个方向上。”

颠覆短期支教

刘斌是那个颠覆中国大学生短期支教的人。

从西部阳光独立出来后，刘斌想让益微青年尽量脱开“支教”这个标签，变成一个青年成长机构。为此，他做了很多活动，做公益实践大赛、跟别的企业合作、找各种机会刷脸，目的都是让别人知道益微。有一段时间，只要听说那里举办公益相关的论坛，刘斌就找机会发言，没有发言机会就提问。

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刘斌这位“首席品牌官”的传播下，很多人认识了益微青年，但还是不清楚这机构具体干什么，像是做支教又好像不是。刘斌想通过“支教+”来做青年公益成长，但力量和团队都跟不上。此时，定位陷入混乱的益微青年也招致资助方的批评，他们觉得益微青年的品质在下降。

那两年，益微青年团队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最窘迫的时候，刘斌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干。曾经有一段时间，团队面临资金困难，有人想出了“停薪留职”的点子，先各自找个工作养活自己，等有资金了再回来继续工作。“你看，那个团队的凝聚力多强。即使这个团队后来有人离开了，他们其实都带着在益微这里面注入的使命在做新的事情。”刘斌颇为自豪地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2014年，益微青年进行战略聚焦，集中精力围绕“短期支教”这件事，当时，机构给自己贴的标签是“死磕支教”。这个定位出来后，资方能听得懂，资金容易进来了，团队也不迷惑了。

同年，“乡村夏令营”这个概念也被提出。两相比较，支教显得严肃、教学的意味浓，而“乡村夏令营”听起来有趣。“农村孩子也有夏令营，乡村+夏令营，多出很多浪漫的联想。刘斌觉得这个叫法很好。此后，益微青年开始用夏令营这种营地教育模式去做短期支教创新。

那几年，短期支教饱受社会诟病，旅游式、走马观花式、知识灌输式等支教方式让公众对大学生短期支教产生了厌烦情绪，据称，甚至有贫困山区孩子请求：“哥哥姐姐们，请你们不要再来支教了！”

2014——2016年间，益微青年专注于把乡村夏令营设计得更专业。2014年推出V立营项目，该项目是一个2-4天浸泡式体验工作坊，为没有乡村夏令营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提供以乡村夏令营内容设计、自我认知、教育公益认知视野拓展为主的培训。2014年到2015年做了十二场，迅速地在大学生群体中建立了“乡村夏令营”的品牌。

2015年，益微青年将乡村夏令营本身的内容和框架展示了出来，包括大的阶段、环节、模块，细到每天的“主题+”的活动形式，具体的站会，生长时刻，晨读和午间阅读等课程。

至此，益微青年的一套乡村夏令营标准流程业已成型，从招募队长开始，然后培训队长，挑选队员，培训队员，队员协同备课，实地开展乡村夏令营，志愿者走访项目点，最后开总结大会。

大学生志愿者培训对于一场“乡村夏令营”的成败至关重要。培训中，大学生志愿者要学习自我认知、认识EV、认识团队，学习益微青年独创的“非常123”理论、乡村夏令营开展方法、领导力，还必须通过课程试讲。

至此，乡村夏令营和传统支教泾渭分明，传统支教是单一导向的，而乡村夏令营注重孩子的多元发展；传统支教属于分科制，而乡村夏令营一日课程由同个主题贯穿，志愿者们采取入组的方式共同参与课堂；传统支教缺乏互动，乡村夏令营是完全参与式的，强调每个人都是有机会表达的；传统支教内容单一，而乡村夏令营选定大学生擅长而乡村儿童又绝对需要的阅读、艺术、游戏三块积木搭建课程。一些企业培训师在参加益微青年的培训后，感慨这家公益机构的培训做得专业。

回顾2014——2016年的探索，刘斌也发现问题，机构有点为了专业而专业。同期，为了获取更好的资源和机构关注度，益微喊出的口号是“乡村夏令营领跑者”。

正是在那三年间，有人反映益微青年对志愿者限制太多，大学生志愿者自身的创造性被削弱了。刘斌带领团队查找问题，弄清楚了机构原本的目标还是助力大学生公益成长，帮助大学生成长为现代公民。“乡村夏令营是一个载体，而非目标。”刘斌说。

“很多年里，我们喊出的口号叫‘死磕支教’，实际上我真正做的事情是大学生公益成长。”刘斌说。

做公益行业的人才蓄水池

除了支持大学生更专业地做公益，益微青年也在为中国公益行业积蓄人才。

2017年，益微青年团队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动，陆续有人换了城市或者离职去了别的岗位，同时新鲜血液融入，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学生。团队流动性强，年轻化这些问题会让刘斌疑惑，但他也说服了自己：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小学老师把学生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几年下来具备知识储备和素质基础，即使离开也是在为公益行业培养人才。换个角度看，这个机构是一个流动性的大学生公益教育平台。

刘斌觉得，益微青年做的事很酷，“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大学生在做支教这件事，这让人不得不去关注，而益微抓住了一些很酷的人，他们是一群很了不起的年轻人。”

在刘斌看来，益微青年通过乡村夏令营这个场景把教育和公益的理念传递出去，要比讲大课，或者搞个讲座威力更大，学生跟着益微青年一起手把手的干事，干完了也学到了。

近几年，益微青年服务的大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12年是800多人，2016年达到1200人，而今年可以覆盖到4000——5000人。

刘斌的“野心”是服务中国3%的大学生，意味着接近一百万大学生。3%这个数据，是刘斌参照了变革方面的理论得出来的，“如果想让一个新的观念在一个群体中发生变化，至少影响3%的人，他们会慢慢帮你扩展到100%。”

刘斌认为益微青年在整个公益人才链条中做前端的启蒙和播种，搭建一个公益行业的人才蓄水池。“益微的志愿者中，一部分会成为从业者，一部分可能成为创业者，还有一部分成为了捐赠人，一部分会继续做志愿者。参与了，有感情了，他才愿意听你讲故事，明白你干的事，才有更多潜在受众关注公益。”刘斌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益微青年做的事情是大学教育的补充，用刘斌的话，是“用公益搭建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刘斌对当下大学生的状态颇为担忧，他觉得大学生虽然外形上特别阳光活力酷，但内心可能是一种荒漠的，不是特别健全的状态，无助感很普遍，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刘斌有个理念，“没有公益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他没有进入公共参与的部分，他就是一个可能永远长不大的灵魂。但通过做公益，他能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更有使命感、自主性、社会责任感。”

“干一辈子公益”

有几年，每次春节回家，都是刘斌一年中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看到父母的生活状态其实并不容易，很费力才赚一些钱，他觉得特别的痛苦。

曾经想努力改变家境的刘斌，刚做公益那几年，因为工作收入不高、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原因，刘斌甚至很难和家人解释自己的工作。

做公益第三年，刘斌给家里寄了本相册，都是刘斌的“经典照片”：和老外的合影，培训现场自己的演讲照片，在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门前的留影等，并附上一些情真意切的小卡片。刘斌试图用这些举动告诉父母，自己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在影响很多孩子的未来，同时自己有工资，能谈恋爱，交了很多朋友，能在北京生活下来。

过去几年，刘斌相继获得一些公益支持计划的资金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和对家庭的愧疚感。2014年，刘斌入选“中国公益人才培养计划二期TOP10”，获得安利公益基金会提供的10万元发展资金。同年，刘斌入选“银杏计划，接下来三年获得30万资金支持，“‘银杏计划’的支持给了我很多信心，让我在创业最紧张的2015年内心非常安定，不用去太多顾及和忧虑其他东西。这对家庭有一个积极的信号，你看，我做这事还是有钱‘赚’的。”

有了孩子后，刘斌逐渐意识到没有谁能绝对对别人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现在，刘斌终于从未能满足父母的需求的愧疚中解脱出来了，“有时候，你觉得父母对你的需求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是让我父母觉得骄傲的。”

在刘斌看来，看见别人的不幸不能假装看不见，一定要有感知。“不做公益，社会状态会更差，可能当下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可是我们的子女一定会感受到一个更恶的世界。中国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如果从小没有被善和爱的力量所包围，经历的是社会的歧视、否定，长时间恶的东西会被激发出来。”

2016年的一次培训中，刘斌公开谈到他要再为益微青年干30年。及至2017年，刘斌说他要为益微青年“干一辈子，不管多少年”。刘斌说，“公益已经成就了我这个人，它是我的第二个大学。”

2017年，刘斌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的存在，从时间的维度上，从地域的维度上,“人真正走向现代社会还不到几千年，真正到自己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你如蝼蚁一般大小，也不用贪图太大。你想留下点什么？能创造什么不一样？向社会输出什么？我要选择一种我特别喜欢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