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河西区平山道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袁明睿，穿着整齐笔挺的校服，提着一盒天津特产十八街麻花——这是他特地为自己的“偶像”准备的礼物，在北京“根与芽2012中国峰会”拥挤的人潮中急切等待着。

半小时后，他的“偶像”出现在会场上，现场顿时被挤了个水泄不通。相机的闪光灯夹杂在笑脸、掌声之中，追随一位年近八旬、头发花白的英国老太太慢慢在人群中移动。

“天哪！我见到了珍·古道尔博士！”在把礼物恭敬地交到对方手里后，袁明睿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是联合国和平信使、“根与芽”创办人、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博士第13次来中国，在袁明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根与芽”小组的同学见到她之前，珍·古道尔已经辗转香港、上海，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数场环保主题活动。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她每年都会花300天时间在全世界演讲，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事业中。

“珍博士的事迹一直是我研究灵长类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神圣的、高大的。”现任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的黄乘明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珍·古道尔的敬重，他曾公开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表示，“世界上很多人最早喜欢上大自然、喜欢上动物，源于早期拜读过珍·古道尔博士写的书，看过有关她的电视报道，受到过她的亲自鼓励，后来才加入到了研究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在峰会演讲现场，珍·古道尔把一只与她形影不离的黑猩猩玩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黑猩猩是她最重要的朋友。她为了研究黑猩猩独自深入丛林数十余载，又为了更好地保护黑猩猩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她奔走于全世界，人们尊称她为“奔走的特蕾莎”。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

“我有七条不吃肉的理由，你们有兴趣听一下吗？”

在2012年岁末的中国之行中，珍·古道尔参加了由《中国慈善家》出品方慈传媒举办的慈善家沙龙。与几位中国公益界和企业界人士坐在一起时，79岁的珍·古道尔向在场嘉宾娓娓道来。西装革履的众人之间，这位瘦弱的英国老太太只穿着一件普通的白毛衣，祖母般的庄重感却扑面而来。

主办方本来只为珍·古道尔一人准备了素餐，听完她的分享后，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在内的所有嘉宾，改变了自己的菜单。

“我来中国的过程也很有趣。”在观点得到众人认同后，珍·古道尔打开了话匣。1991年，“根与芽”的一个理事会成员布雷特·麦克在中国建立了两个“根与芽”小组，但珍·古道尔直到1998年才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第二年，她再一次来到中国，希望就“根与芽”在中国的推广事宜争取到政府的支持。在跟当时的环保部副部长会面时，一开始气氛十分拘谨，珍·古道尔决定“赌上一把”，她对环保部副部长说，如果雄性黑猩猩喜欢雌性黑猩猩，就会握着它的手。珍·古道尔大胆地走上前去，模仿着握起副部长的手，对方显然被珍·古道尔的这个举动惊到了，几乎要把珍的手推开，气氛瞬间变得很严肃。

珍·古道尔以为自己搞砸了，但是副部长开始大笑，会面的气氛慢慢变得融洽。最后两人一直交谈了一个小时，珍·古道尔开始向对方介绍“根与芽”，副部长建议她可以推广到中国的学校中。珍·古道尔几乎不敢相信，这在她的预料中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建一个地方性的办公地点。在得到副部长的支持和肯定后，从此“根与芽”在中国变得合法。

“根与芽”萌生于1991年，在珍·古道尔坦桑尼亚住宅的阳台上，16名来自世界不同中学的学生就动物保护及其他环境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中，珍·古道尔发现孩子们对动物并不了解，于是鼓励他们和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建立环保社团。从那时起，在无数学生和老师的推动下，“根与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共建立近万个小组。自从1991年进入中国后，“根与芽”在中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南昌、成都4个办公室，700多个小组在保护农田、海洋生物、湿地及资源回收利用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珍·古道尔这样解释 “根与芽”的含义：“根，在大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形成坚固的基础；芽，看上去弱不禁风，然而为了得到阳光，它们能钻出坚硬的砖墙。如果我们这个星球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那一堵堵坚硬的砖墙，那么，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可以冲破这些砖墙，从而改变世界。”

“唯有关心，才有行动”

珍·古道尔对于动物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她出生在1934年的英国，在她4岁半时，因为想知道母鸡为什么会下蛋，在鸡窝里静静观察了4个小时之久。11岁时珍·古道尔接触到一本名为《生活在丛林中的人猿泰山》的书，这使得她萌生一个想法：希望未来自己能在丛林中和黑猩猩生活在一起。这个梦想改写了她的一生。

去非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机会出现在珍·古道尔23岁时，她成为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的助理。1960年，李基博士派珍·古道尔只身前往非洲坦桑尼亚的冈比国家公园研究黑猩猩，“当我真的去到那里的一刻，我觉得我回家了。”珍·古道尔对《中国慈善家》记者说。

在一部关于珍·古道尔初到冈比的纪录片里，年轻清秀的珍穿着短裤，赤着脚，在丛林里时而匍匐，时而爬高，时而趟过淙淙的溪流，耐心地寻找黑猩猩的踪迹。为了取得黑猩猩的信任，她甚至学起了它们的叫声。终于有一天，一只幼小的黑猩猩跑到她身边，小心地把手指触到她的脸上，然后尝试着和珍握手。这定格的一幕，被《美国国家地理》评选为20世纪十大经典照片之一。

在取得黑猩猩的信任后，珍·古道尔用连续细致的观测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学术观点。她发现黑猩猩有肉食行为，会使用和制造工具，这些在学术领域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特征。此外，黑猩猩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智商思维，彼此间既有残酷的争斗，也有表达爱的倾向。

漫长的丛林生涯对于珍·古道尔来说，并非没有艰难时刻。在她刚刚踏入丛林的时候，母亲亲自前往，陪她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母亲一直都在支持着我，支持我做疯狂的事。”珍·古道尔的生活用品只包括一顶帐篷、几块镀锡板、一个掉了把手的杯子和一双劣质双筒望远镜。几年后珍与为她拍摄影片的摄影师结婚，但婚姻仅仅维持了八年，因为身为摄影师的丈夫需要到处奔走，而珍却不能放弃冈比的研究。

最为灾难性的打击来自1975年5月的一天晚上，从扎伊尔跨过坦噶尼喀湖而来的士兵绑架了四名外籍人质，“坏消息是，外籍研究员无法在冈比继续工作了，珍自己在许多年里也不能在那里工作，除非有军队护送。”曾担任珍·古道尔研究会和冈比研究中心管理者的英国生物学家柯林斯回忆道。

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影响到珍·古道尔潜心研究黑猩猩的决心，直到1986年在欧洲召开的一次黑猩猩会议，当珍·古道尔乘坐飞机经过冈比国家公园的上空时，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她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郁郁葱葱，但公园周围黄沙飞舞，所有的树都被伐光。

“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还是一直呆在冈比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护它们，反而会让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此后，珍·古道尔成为一名环保倡议者、旅行演说家，一位被公共使命感驱使的女性。

“我一直认为和动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安全”，性格内敛的珍·古道尔如果知道她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是要和世界上不同的人打交道，她可能会选择放弃。“那个时候我非常害羞。当我第一次需要作公众演讲的时候，我宁愿自己腿断都不愿意作演讲，而且还要去世界很多地方，住很多酒店和旅馆。” 事实上，珍·古道尔不仅成为一名出色的公共演说家，还把青少年环保组织“根与芽”推广到了全世界。

“唯有行动，才有希望”

“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我对‘根与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于此。”珍·古道尔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如是说。

虽然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但珍·古道尔已经放缓了来中国的节奏。“以前她每年都会来，现在由于身体的原因，她只能两年来一次。”“根与芽”中国区的总干事黄丽珍透露。尽管如此，珍·古道尔每年大多数时间仍然在世界各处奔走，只有两个月时间和妹妹同住在英国伯恩茅斯的家中。

十多年前珍·古道尔在北大演讲时，一位女生提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你只剩下最后一个香蕉，你是把它送给人，还是送给黑猩猩？”珍·古道尔的回答很从容，“我会把香蕉分开，一家一半。”这个回答也可以理解成珍·古道尔为研究和保护动物奋斗一生的注解。

“我走遍了131个国家，遇到过许多有激情的年轻人问我如何去做，如何去改变世界。我说，去做吧，做出改变，改变自己，影响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都能一起努力，将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点。”珍·古道尔说，“这就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变，又怎么能停下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