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林敏明时，他正在打电话安排给一名服刑人员的孩子做兔唇治疗手术。

白衬衫，牛仔裤，寡言少语，林敏明看起来非常朴实。他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负责培训全省司法系统民警；一个是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创始人。后者是一家公益组织，2014年6月在福建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林敏明给它起名叫“红苹果公益”，解决省内监狱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问题，70%志愿者都是民警。

2016年11月，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出台关于支持“红苹果公益”的意见，并下发到所属监狱各单位，要求在监狱内建立教育援助中心。目前“红苹果”牌教育援助中心已覆盖福建全省20多个监狱。

林敏明发挥自己体制内警察的身份，构建了“监狱+司法+教育+民政+社会组织”五位一体的新公益模式。他撬动这些资源，希望能用亲情感化服刑人员，帮助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预防“二代犯罪”和“二次犯罪”，从根源上降低社会犯罪率。

“做个合格的普通人”

林敏明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爸爸是警察，妈妈是教师，早年当过兵。当兵转业回来，他如愿成为一名司法警察。

2009年，一次参加乡村贫困儿童的帮扶活动，林敏明来到偏远山区，才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当时看那些山区孩子实在太可怜了，就自己掏钱帮助他们，后来一起做的人越来越多”。林敏明回忆。

被媒体报道后，有同事告诉林敏明其实需要帮助的人就近在身边——监狱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林敏明打听了一番，福建省有1万多名子女尚未成年的服刑人员，算下来得有2万多名这样的孩子。

为了解孩子的生活境况，林敏明入户走访。一次去探访一个小女孩，路上遇到村民，一打听孩子名字，村民第一反应是“她妈妈杀了人”。听说他的来意，村民开始劝退，“你去帮助其他人，不要去帮助他们”。好不容易通过校长找到女孩，进家门刚一开口，女孩爷爷嚷着“我们家没有这个人”，林敏明来不及多说就被赶了出去。

在与服刑人员子女接触中，林敏明看到这些孩子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贫困，孩子们生活状况恶劣；另一方面是家长入狱导致孩子心理问题高发。和其他同龄人不太一样，这些孩子普遍内向、自闭，缺乏安全感，严重的甚至很长时间都不说话。

起初，林敏明自己捐钱做，后来说服身边的同事一起加入。当志愿者的人数越来越多，想帮扶的人越来越多，他发起成立了公益组织以便更专业地帮扶这个特殊群体。现在，除了司法民警是主体参与者，志愿者还有高校师生、社会爱心人士、服刑人员家属等。志愿服务100小时以上的可加入教育援助协会成为会员，现在登记在册的会员、志愿者共计4000多名。

在同被帮助群体交往中，林敏明发现，犯罪群体大部分来自乡村贫困家庭，案件主要集中在经济诈骗和吸毒，“我们看到的犯罪问题只是表象，背后是扶贫问题、家庭劳动力问题和社会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红苹果公益”摸索出与监狱合作的方式：监狱服刑人员自愿申请家庭扶助，志愿者实地评估，确认属实后协会与监狱签订合作协议，服刑人员委托协会扶助未成年子女，同时监狱将扶助信息、进展反馈给服刑人员。

协会对受助家庭提供教育、家庭、心理、法律等多方面支持。“红苹果公益”组织志愿者和受助孩子一对一结对助养，为孩子提供心理援助和法律援助。至今，已经帮助三四十个孩子解决了黑户问题，最大的孩子到20多岁才有了户口。协会经常举办游学营、“六一”行动等活动来帮助孩子融入社会。还与监狱合作举办“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每年找一次机会带孩子与服刑家长做一天的亲情拓展。“很多服刑人员和孩子很久不见面，一些孩子对家长有心结，安排见面有利于他们家庭关系的修复，既能用亲情感化服刑人员，也有利于孩子心理疏导。”林敏明说。

有人质疑林敏明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求名求利。对此，林敏明不想多说，只是解释了“红苹果公益”名字的来由：“我希望这群孩子能有张像红苹果一样充满生气、红润健康的脸庞。我不想着他们能成长得多么优秀，一定要做精英。我只希望这些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可以做个合格的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

预防“二次犯罪”“二代犯罪”

刚起步那会儿，林敏明和人谈合作谈项目经常碰一鼻子灰，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件事情。一年，两年，三年，见林敏明真做下来了，有领导找他表示可以为协会免费提供办公地点，并希望把这摊子事纳入到监狱系统来做。

最近，福建省民政厅也找到林敏明索要孩子名单，要对他们做精准扶贫。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红苹果公益”能受到来自体制内行政力量的关注和支持，这主要得益于林敏明设计的特殊发展模式——“监狱+司法+教育+民政+社会组织”五位一体的新公益模式。

林敏明在体制内工作时间长，他很了解政府需要什么，擅长将公益的需求转化为政府的需求，从而谋得支持，实现双赢。“我做的这个群体，涉及司法系统，限制太多，一般的公益人、公益机构是很难介入的。正因为我做了20多年警察，有这个身份、关系背书，所以政府才信任我，换个人就不会让干的。”林敏明说。

林敏明很清楚，从根本上来讲，“红苹果公益”追求的目标与政府的期望其实是一致的。“政府期望改造好服刑人员，降低社会犯罪率。而出狱人员再犯罪概率，比一般人犯罪要高20%。我们帮扶他们的子女，用亲情感化他们，预防了服刑人员‘二次犯罪’。未成年犯罪群体中，服刑人员的孩子犯罪率占7成。所以关怀这些孩子也有利于预防‘二代犯罪’。这样双管齐下，一起降低社会犯罪率。”

因为教育援助协会设在监狱里，协会与监狱在很多方面是打通的。比如，协会的文宣材料也会与监狱外宣共享，一些项目也可以帮助省民政厅在扶贫方面做出亮点。去年，林敏明获评福建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很多事情官方做比较尴尬敏感，不好直接出手，但他们可以支持一个第三方组织来做，这种体制内外合作就运行得很顺畅。”林敏明说。

有次林敏明在单位做节目，省里来了不少人，整个监狱管理局党委班子都来了，接着就发文支持“红苹果公益”，在监狱系统推广成立教育援助中心。“不是说我做的是民间公益组织，那我就一定不需要他们。为啥不需要？只要对我项目有利的就都需要。”林敏明说。

“红苹果公益”的基本理念是“背靠政府，立足司法，面向社会”。林敏明给“监狱+司法+教育+民政+社会组织”这里面每个角色都分有任务，“监狱层面是成立教育援助中心；司法机关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孩子上户口，解决出狱人员单位报到等问题；教育层面是学校要做好针对性陪伴；民政部门最后兜底帮助那些无人照管的孩子；社会组织在其中起串联和主导作用。”

林敏明将“红苹果公益”数据开放给高校、社会科研机构做研究，最近和陕师大合作开展的研究出了一部分成果，经过数据对照发现，有子女参与协会帮扶计划的服刑人员，其狱内行为“违规率”明显下降。

做“红苹果公益”至今，林敏明收到几百封来自服刑人员或其家庭成员的感谢信。今年“五·一”他收到一封节日祝福信，信里写道：“明年我的妻子也即将刑满，她会代表我们全家为协会工作尽一点力，让这份爱永久延续下去……”

“这根本上是个社会问题”

经“红苹果”公益帮扶后的140个出狱者，至今无一例“二次犯罪”。

为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尽快融入社会，协会面向这些家庭推出支持成长计划，为出狱人员做就业、创业培训，并设置了10万元的创业基金。

改变正在孩子们身上发生。被帮扶的1400 多个孩子当中，目前没有一个辍学或犯罪的。一个老奶奶有次对林敏明说，之后不让孙子来上课了，因为越上课孩子越淘气，不像之前那么乖了。“她不知道，之前孩子不说话是不正常的。现在调皮是恢复了孩子的天性。”林敏明挺开心。

有的孩子从对入狱家长不理睬，现在开始给家长写信或打电话了，从不说话到会开玩笑讲故事了。“孩子们越来越爱笑，看起来真的像‘红苹果’了。”林敏明说。

参与公益计划的家庭自发建了个微信群，协会每个月为他们提供一场在线特色课程，100多个家庭成员在群里交流互助。有一次，群里一个家长上初中的孩子离家出走，群成员出谋划策，互相接力。最后，男孩走到晋江时被群里另一位家长找到并送了回去。林敏明有意不出手，一直在旁围观他们转换角色，从受助人到助人者。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林敏明。一个是如何将“红苹果公益”模式走出福建推广到全国。“全国大约有156万服刑人员，青壮年占三分之二左右，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在60万左右。这些剩下的孩子该怎么办？福建这个模式，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如何推广？ ”林敏明在思考。

另一个让林敏明感到为难的是如何为“红苹果公益”筹到更多的钱。协会成立第一年，林敏明筹了20万，第二年是40万，去年是140万。今年以来，林敏明感觉筹款越来越难了。他曾向一些基金会申请资助，但回应者不多。“要是换做留守儿童的话，应该会给你钱，做服刑人员的孩子就不行了，好像他们是社会污点一样。归根结底，社会认识上还有问题，我们还存在严重的群体歧视。”林敏明说。

对服刑人员子女的隐形“社会歧视”无处不在。林敏明发现，越是有成员入狱的家庭经济越困难，但他们往往不在精准扶贫范围内，要么是名额限制，或者是认为犯罪群体不应该被扶贫，还有的家庭觉得丢脸不敢去申请。“最根本的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他们其实是无辜的。”所以林敏明也致力于政策倡导，通过义卖、做活动、媒体沟通来宣传“反歧视”理念。

如今林敏明特别忙碌，协会事务之外，他要学习如何更科学地做公益。“红苹果公益”加入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中国好公益平台”，以此获得更多的专业化学习和支持。

林敏明最近在研究社会企业的模式，希望引入社会企业自给自足，为出狱人员提供就业。“要钱是我致命的缺点，自我造血后就可以不向其他人要钱了。其实我也很希望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因为政府也要做这个事情。但这根本上是个社会问题。”林敏明想了想补充说。

林敏明说，做公益给自己带来了很多改变。“之前我是爆脾气，现在磨得很温和，家庭关系更融洽了。其实我从不觉得是我帮助他们，而是他们让我看到自己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看到给社会带来的改变，让人感觉忙碌的世俗生活开始变得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