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再歧视同性恋，美国心理专家奋斗20年

每年5月17日的“国际不再恐同日”庆祝世界卫生组织1990年将同性恋去病理化的决定。本文回顾这段有漫长奋斗过程（但很少被谈到）的历史。

红色恐慌和同性恋

历史回到1953年，这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熬在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慌的闹剧高潮中，政府与社会各层到处在不停地寻找“内部敌人”，所有与所谓“传统”主流文化持不一致价值观的人都可能会被怀疑成潜在的叛国分子，比如“亲左”艺术家、知识分子、无神论者，以及同性恋。当时美国的心理学界认为同性恋属于“精神变态”，法律判定同性性行为是犯罪，宗教分子以其为反上帝之罪。

多疑妄想的麦卡锡参议员认为同性恋者害怕自己的身份被暴露，因此他们更容易被苏联间谍敲诈，成为叛国者。在麦卡锡和鹰派的影响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性变态者”入职联邦政府。很快，八百多名美国联邦政府员工因被怀疑是同性恋者而被辞退。在当时的美国，“恐同”和“恐红”密切相关。

胡克和她的项目

在1953年的黑暗当中，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艾弗伦•胡克 （Evelyn Hooker）， 因受到她的同性恋朋友和学生山姆•弗罗姆 （Sam From）的鼓励，决定申请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项目，这个项目希望调研出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弗罗姆郑重地告诉胡克，这项研究是对心理学界“一般常识”的挑战和质疑，这很困难，但却是她“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义务”。胡克教授递交申请后，当时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处主任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加州与胡克见面。他告诉胡克，当前的政治环境非常不利于此项研究，并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被调查，如果你的项目不被批准，这没有原因，你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会知道为什么。”

尽管如此，出人意料地，胡克的项目却被批准通过，但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嘲笑这个项目，称它为“仙女工程”。胡克那些作为心理科学家的同事们也对此提出了质疑：“同性恋那么罕见，你怎么能找到足够数量的样本？”

他们不知道的是，胡克和弗罗姆保持了长期的友谊，通过弗罗姆，胡克已经认识了很多的同性恋者，他们不是很难找到，只是对社会隐形了。除了弗罗姆以外，刚刚成立的同性恋半地下组织马太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也帮助胡克找到了不少参与者。这个马太辛协会也十分有趣，它是美国最早的同性恋草根组织之一，它的创始人哈利•海（Harry Hay）是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因此马太辛协会的组织结构很像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当时美国共产党尚认为同性恋属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因此心理咨询师和其他党员曾经为了试图让哈利变成异性恋而鼓励他跟一个女人结婚，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他的同事们开始提出让他退党，因为当时的冷战双方都认为同性恋者是对方的卧底。

胡克的研究团队最终对30名男同性恋者和30名男异性恋者进行了三种匿名的精神测试，并邀请到三位在当时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三位独立心理学专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三位专家的分析结果彻底颠覆了心理学界的“一般常识”。在隐去参与者的性倾向后，三位专家根本无法通过测试结果来判断出同性恋和异性恋。

这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精神测试结果是一样的，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结果一出，其中一位专家对结果表示质疑，坚持再次分析测试结果，但仍以失败告终，他最终不得不承认他无法通过精神测试结果来判断同性恋和异性恋。这项研究迅速引起了心理学专家的反思，他们也渐渐发现，真正的实验对象或许不应该是同性恋，而应该是人们对同性恋的误解和偏见。

胡克的研究促发了一系列关于性倾向的后续心理研究,这些研究同样发现无法证明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这些研究结果的发布逐渐开始瓦解心理行业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迷思。

“同性恋属于精神病范畴”的举证责任倒置

1963年，马太辛协会的华盛顿特区支部觉得举证责任已经倒置了，遂宣布“在没有相反而有效的证据的情况下，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范畴”。后来，马太辛协会华盛顿特区支部的负责人法兰克•卡莫尼（Frank Kameny）曾回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认为同性恋是疾病的人有证据的话，那让他们来举证吧。而在他们未举证时，同性恋不是病”，并且他又加了一句：“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举证过”。

六十年代末，美国爆发了一系列的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南战争运动，以及被认为是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导火索的1969年石墙事件。突然之间，同性恋倡导者和草根组织的数量翻了几百倍。

到1970年开始，一些同性恋倡导者每年都去心理学大会上跟心理专家辩论甚至吵架，他们认为“你们正在谈论我们，却不跟我谈”。另外一些尚未出柜的精神科医生也开始悄悄组织起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简称APA），建立自己的秘密小组（简称 “GayPA”）。  

1972年，一位带着尼克松总统面具的GayPA成员，在APA年会上以“我是同性恋，我是精神疾病医生”为开头进行公开演讲，准确提出心理行业有义务促进专业人士改变对同性恋者的看法，提高对同性恋的包容，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对所有人的人性的消磨。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站在心理学从业者的面前坦诚自己的身份，并且证明自己并非精神病人，提出心理行业需要作出改变。在第二年APA的年会上，GayPA小组成员、卡莫尼、以及《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主编们在一个离主会场不远的酒吧里秘密集合，共同起草了两份声明,一个关于正式宣布同性恋去病理化，另一个则是号召整个心理行业带头消除对同性恋污名。后来的几个月，这些人一直在APA进行内部倡导，在不同的委员会会议上举证和主张他们的立场。

最终，1973年底，APA受托委员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底层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同性恋性倾向不影响一个人的社交或职业能力，不符合精神病的定义。受托委员会正式通过了GayPA起草的声明——心理行业有义务带头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污名。终于，在美国，同性恋者不再是“精神病患者”。

当时许多美国的精神分析医生依旧在进行同性恋“扭转治疗”，所以这个决定在当时依然面临着很多的反对，但是它推动了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不同国家的心理机构开始逐渐意识到同性恋不是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0版）》也做出了同样的改变，这一天也成为性少数者的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即“国际不再恐同日”。

从1973年以来，世界各地的心理行业机构仍在继续履行其消除同性恋病理化和污名化的义务。无论是在美国（发布支持婚姻平权的法庭之友简报）、巴西和台湾（禁止扭转治疗）、或印度（发布同性恋不是病的声明），这些机构都在用它们的专业能力和影响力来帮助社会和决策者破除针对性少数者的迷思和偏见。美国心理学会性倾向和性别多元办公室的主任克林顿•安德森（Clinton Anderson）告诉笔者，“【同性恋不是病】这项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他强调心理行业内的同性恋咨询师和医生能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纵观美国的同性恋去病理化历史，行业的改变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向其机构提出改变的要求”。

美国心理协会认为这些请求应该被重视，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性倾向和性别多元办公室，帮助心理咨询师了解性少数相关内容，并监督咨询师的行为，帮助整个心理行业改变了对性少数的看法，承担起了自己的行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