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慈善捐赠金额首次破千亿元，2008年被誉为中国慈善事业上的“公益元年”。

在储德素的家中，随手就能翻出一叠“收条”，那都是多年来捐赠留下的凭证，他捐赠的契机正始于十年前，那场牵动着亿万人的“5·12”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为了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储德素捐出了身上仅有的1000元。从此，除了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储德素每年都坚持将微薄的收入全部捐赠给红十字会和公益组织，尽管现年62岁的他，每一张“票子”都是通过回收废品攒下的。

回顾十年前，那一场灾难牵动的绝不只储德素一个人的善心，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总动员，普通民众、志愿者、名人、慈善组织、企业等都曾参与救灾，献上一份爱心。

十年后，伴随着我国地震救援体系的成长，其中重要的一环——慈善也在争议中前行。

慈善事业公益元年

当5月12日这个日子临近，人们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始追忆十年前的“5·12”，灾难和善举都深深刻在他们的回忆里。

2008年，地震发生当晚，香港、湖南、广西、安徽等10多个地区的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数百万元，李嘉诚基金会在第一时间表态，捐赠3000万元。同时，上海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将筹集的两万元送往灾区;北京高校的师生，在捐款、捐物之余，也挽起袖子开始献血;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吉林，社会各界人士也开始了踊跃捐款。此后，捐赠款物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送进灾区。到2008年11月25日，民政部透露，汶川地震后，共接收国内外各界捐赠合计751.97亿元。

根据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7-2015）的数据，2008年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达1070亿元，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这也是我国慈善捐赠金额首次破千亿元，2008年也被誉为中国慈善事业上的“公益元年”。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作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参与救援工作，他在评价汶川地震对我国慈善的意义时说：“无论怎样都不会过高，那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展现出我国公益慈善的力量。”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也认为，汶川地震是我国慈善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社会捐款、慈善组织都扮演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弥补政府救灾的不足或局限性。”他举例，政府擅长硬件建设，而慈善组织可以在心理辅导、陪伴等方面发挥互补的作用。

“无缝对接。”王振耀回忆起当时民间和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的表现，“不仅对慈善事业，也对此后地震救灾、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奋不顾身的态度令他难以忘怀，他笑称那是“80后”第一次全面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透明度在质疑中改善

然而，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非一路鲜花与掌声，质疑也随之而起。“公众不了解捐款流向，所以质疑较大。”多年来进行汶川、雅安等地震善款流向跟踪研究的邓国胜指出，“这说明我国慈善组织透明度不高。”

作为当时的救援参与者，在王振耀看来，关于汶川地震善款的质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开透明问题”。据他回忆，当时民政部直接收到的善款就有七八万笔，而当时的审计非常严格，“每一笔救灾款发放现场都有审计系统工作人员在场，当时更多的是机制建设问题，对公开透明缺乏一系列程序和技术保障”。

“每一笔汇款民政部都应开具收据，而当时很多捐款人未署名和提供地址信息，这就给公开造成了技术性障碍。”王振耀还记得当时好不容易找到北京一位教授，要给他开收据，当教授听闻是民政部时，立马回应，“非常感谢，我知道你们收到了就行了，不用麻烦了”。

“公众的质疑、焦虑也可以理解。”对于多年后的质疑，王振耀指出，这也和这些年间因公开透明体制程序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信任危机”有关。

而当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之时，在透明度上就已经有了进步，截至同年5月19日8时，参与雅安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144家基金会共募善款和物资近13.79亿元，其中，89家基金会已披露善款用途。

至2017年九寨沟地震之际，民政部组织开发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一期)于9月1日正式对外提供信息发布服务，随后，四川、江苏、贵州等多地的省级慈善信息平台也上线。

四川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他们关于九寨沟地震的公开募捐情况会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上进行信息公开，包括组织账号，发布登记管理机关，以及募捐金额、项目实施情况等。尽管九寨沟地震规模相对较小，但公众在此之后质疑逐渐减少，这得益于基金会中心定期发布透明指数，使得我国基金会透明度有所提高，同时也是慈善法的影响。

在集中了前些年的质疑之声后，2016年，我国首部慈善法出台。“2016年是制度完善上的一个大转折。”王振耀解释，通过慈善法及相关规定可以依法治理，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他也强调，直至现在，在慈善公开透明的程序、技术和标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慈善的民间力量崛起

相较于现在民间慈善组织的大放异彩，亲历多年我国救援工作的王振耀还记得，“过去完全不是这样”。

• 2005年以前，每逢大灾捐赠，“就只有3个账号”，民政部一个，红十字会一个，慈善总会一个，王振耀细数，“几乎没有民间组织，甚至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没有”。

• 2008年，汶川地震时，在这3种渠道之外，政府还指定了壹基金等16家公募基金会进行募捐。

• 2010年的玉树地震，民政部等部委规定，除了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汇缴之外，13个全国性基金会分别将捐款资金拨付青海省上述3个机构的任一账户。

• 直至3年后的雅安地震，民政部于2013年4月22日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捐赠活动的公告》，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

这被学界看作“政策松动”，此后各种互联网捐赠平台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5年9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民间慈善组织和网络捐赠平台，在邓国胜看来，至少说明出现了“慈善回归民间”这一好的趋势。

“慈善回归民间的趋势才是慈善事业发展正确的方向。”王振耀表示。

而在民间慈善力量发展的同时，关于慈善捐赠的“道德绑架”也一直在争议中持续发声。国内企业、名人每逢灾后被质疑“捐得太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这不是慈善应有的态度，王振耀指出，“慈善应从自己做起”，对他人应接受多元化的慈善方式，他举例，捐款之外，也可以捐物、进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

邓国胜也认为公众不宜因为是公益慈善就进行“道德绑架”，而这需要进行公众现代公益慈善理念教育。

此外，王振耀进一步表示，专业性是慈善在今后救援中应当提高的重要方面，“在物资之余，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日益提上了日程”，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要形成密切配合，“不能只比物资，要讲专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