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最初为何想到要创办洗车行？

曹军：我的孩子是一个“喜憨儿”，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将来在就业上是十分困难的。

说实话，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不仅仅依靠别人的同情和关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即使是“喜憨儿”，也不要完全成为社会的负担，应该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

我想通过解决就业这个群体性的问题，去证明这些孩子们自己的价值。洗车行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希望可以把它汇聚成比较大的商业模式。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如果还有盈利能力的话，最终目标想要创建一个托养中心。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以解决孩子们的养老问题。

澎湃新闻：他们身上有哪些突出的能力，优劣势在哪？

曹军：我的这些孩子们并不是社会上所了解到的那种“刻板印象”，只是原来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对于心智障碍这个群体，希望他们什么都能做，这是最要不得的。相较于其他残障类别，他们的劣势主要表现在思考能力的欠缺，而四肢运动能力健全，能听、能看、能跑、能跳，这是他们的优势。因此，可以从大运动方向寻找适合他们的工作，而精细运动是靠脑力来支配，要尽量避免。

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不正确的项目，譬如说穿珠子、叠纸袋子的这类工作，事实上是违背了“喜憨儿”的优劣势分析结果，结果往往也不理想。还有像揉面包、做烘培、做西点的工作同样不行，让顾客为他们做的食品埋单，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心理负担——作为一个有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我尚且会有。

你问他们在揉面包的时候有没有扣鼻屎？我不知道。你说他们上厕所回来有没有洗手？我保证不了。这和洗一台车完全不同——即使车的某些地方没擦干净，我相信顾客还是能理解和包涵的。

找到“喜憨儿”适合的，找到社会能接受的，找到市场需要的，这是一个群体问题。

澎湃新闻：这些“喜憨儿”里面，年龄最大的有几岁？

曹军：最早的有一个孩子47岁，是个唐（唐氏综合征）宝宝， 后来体力不太够就没有继续做了。现在洗车行里年龄最小的有20岁。

澎湃新闻：他们会成家吗？

曹军：我们有一个男孩子，去年和一个普通女孩子结婚了，但这属于凤毛麟角的个案，不足以成为一种引导。婚姻问题、生长发育等问题还要再去剖析，需要逐步解决。

澎湃新闻：那除了洗车，您觉得还有哪些适合的工作？

曹军：心智障碍这个群体，除去自闭症以及其它少数类别的孩子们，他们从事服务业是没问题的。譬如说盲人群体，推拿按摩就是经过实践证明的适合他们的普惠性职业，盲人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有机会学习推拿按摩，在毕业以后又能有盲人技师按摩证，即使将来不一定从事按摩，但至少有一技傍身。

我们也发现，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确不太适合服务性行业。如果说要给自闭症孩子们探索，我想去尝试园林绿化类的工作。由园艺师带队，孩子们在公园里做一些清扫、擦洗、倒垃圾、除草的清洁服务，也是市场本身需要的，同时公园的环境也比较适合。

| 9家店解决百余“喜憨儿”就业

澎湃新闻：洗车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有具体分工吗？

曹军：来洗车的顾客要求其实不高，无非是洗车的时间不要过长、干净程度不要“打折”、价格和市场相当这三点。

我们采取人多力量大的方法保证时间不会延长。将这些孩子分为两组，每个小组5-6人，同时这5-6个孩子还要保持比例均衡。其中轻度心智障者孩子占5%，而95%是中度和重度的孩子组成。这是考虑到中国1200万心智障者群体的比例构成问题，所以在选择时不能择优。这是我们的初衷——要让能力最差的孩子们也能工作，可能只是洗轮胎、倒垃圾，只要能够参与进来，我们都不让他掉队。

我们也采取分工协作、团队作业的工作模式。洗车一般包括冲水、喷泡沫、擦车身、擦干水、吸尘、擦玻璃、擦门板、刷轮胎、给轮胎上光等环节。分配工作时，像冲水、打泡沫等比较精细的工作会给轻度的孩子多分配点，中度的孩子少分配一点，给重度的孩子可能只分配一个工作，比如说吸尘。

工作多少有不同，但这些孩子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因此大家的工资待遇也是一样的。对此这些孩子们不会感到不满意或者有意见，相反他们会从这种相互帮忙的群体作业中感到一种很简单的快乐。

澎湃新闻：洗车行在全国有多少家店，能惠及多少“喜憨儿”？

曹军：现在全国已经开了有九家店，并且在当地残联的支持下得以正常运营。最新开的一家在长春，剩下的分别在在青海、银川、杭州、成都、南宁、海南、深圳等地。每家店大概能容纳十多个“喜憨儿”，解决了100多个孩子的就业问题。

澎湃新闻：媒体报道后，最近几天过来洗车的人会特别多吗？

曹军：会有增多，但是我们洗车的数量是固定的，一天50-60台。洗一台车大概需要20-30分钟，和外边普通洗车场的时间一样，然后两个组可以同时进行，剩下的人就可以轮休。所以即使一天来了100台我们也洗不了。

澎湃新闻：顾客和“喜憨儿”之间应该会发生不少故事，最让你感动难忘的是什么？

曹军：第一次有顾客和我们讨价还价时，让我非常感动，给了我们挺大的信心。当时他问抛光打蜡能不能便宜点，这是顾客第一次没有把我们当成特殊人群看待，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冲着这份平等看待，当时就给他免单了。

经常会遇到顾客多给钱或者不要找零钱的情况，但都退回去。这种行为有很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对当场的其他客户而言，看到人家多给容易产生心理负担，这不是爱心绑架，不需要这样；其次，对于这个顾客本身，一次多给，那下次怎么办呢？每次多花钱洗车，不是可以长久做到的。从商业角度看，这种行为也不行。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服务得到顾客的认可，同其他洗车行比较时，愿意成为回头客，愿意来这办卡，这才是良性的行为。不能绑架别人的爱心和道德，这个是最要不得的。

| 洗车行会一直做，做到自己不在了

澎湃新闻：洗车行有对这些孩子进行培训吗？

曹军：有上课，洗车行里有两个特教老师和两个洗车师傅。洗车师傅主要负责工作方面的指导，特教老师主要负责收银、后勤培训、还有最重要的上课。上课内容包括社会适应能力、文化课、精细运动、康复训练和体能训练之类，提高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澎湃新闻：您觉得他们最缺失的教育是什么？

曹军：应该更多培养他们听指令、情绪管理的能力，以及规则和法律意识。他们一般心智停留在小龄阶段（7岁），一旦走进社会就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排队意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文明意识，包括在洗车时对顾客私人物品的保管意识等等。这些教育我们都会不停地去增强。

平时的训练课也会矫正他们的行为习惯，补充一些基本的礼仪性知识。比如在公共场合不能抠鼻屎，不要把鞋踩到脚后跟底下拖着鞋走，不能把裤腿拉在膝盖上，不能把脚踩在凳子上，要把自己的头发剪整齐，指甲剪干净，脸洗干净。

希望学校、家长或是社会，都能更多引导这些孩子。我一直和他们强调，我们可能无法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要让别人讨厌我们。

澎湃新闻：根据以往报道，当地残联和相关政府部门对你们工作颇为认可，也给了一些支持。

曹军：一直（和相关政府部门）在联系。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事实上从国家层面，中国残联也已经多次发布针对智力残疾的辅助性就业扶持政策以及相关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残联都要出相应的扶持政策，精准扶贫，精准助残。现阶段只需要把中残联的政策落地就足够了。

深圳现在只有一家店，我们希望得到更多支持，把这个成功的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复制。这是一件多赢而且是充满正能量的事情，甚至影响了很多民众的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洗车行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曹军：一直得做，做到有一天我不在了。我想要一步步把洗车行发展起来，今天是一家店，明天两家，一百家一千家店去开，还有其他的衍生品也会慢慢出现。比如说农产品的生产、一些养护和清洁服务都有在慢慢探索。

“喜憨儿”们老了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了怎么办？若干年后，他们的父母也可能不在了，我们不能把他们丢在马路上，不能让他们衣衫褴褛流落街头。当他们有能力工作的时候，让他们参与到洗车这类工作中，当他们年龄大了、能力不足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住进托养中心养老，老有所居，老有所依，这个人生就这么圆满了，也不用那么害怕面对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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