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国内艺考季,中央美术学院考题“幸福指数”和“策展人”又刷了屏。自从近几年经历了“转基因鱼”、“棒棒糖”和“答案在风中飘荡”,艺考的关键词已不仅是静物、写生和人物半身像了。多年来,艺考命题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爱艺术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关心的问题。

靳保平教授对东西方艺术史有极深的研究,经常受邀赴欧美各艺术大学授课、担任访问学者。同时,作为一名高等艺术教育院校的工作者,靳教授对改革开放几十年美术院校的考试制度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 艺考制度是怎么炼成的?

“艺术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数十年来,很多教育者一说起艺术教育、艺术高考,就想找出一个最正确的模式或答案,这是荒谬的。”

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高等院校的考试强调“以公平为原则”。大家是在知识层面上的竞争,谁掌握了知识,谁上大学。相比于以前的推荐考试,这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85思潮。当时的艺术青年厌烦了苏联学院派美术的写实,厌烦了传统保守的价值观,试图挣脱生硬、严谨的窠臼,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启发。

王广义 《大悲爱的复归》 1986年

“很多艺术院校都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当时各个院校都尝试自主命题。有的院校还采用了超前的文字命题。学生不再进行单纯的静物和人物素描,而是根据文字进行理解创作。但受徐悲鸿等大家的影响,比较倾向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对学生的考核趋向于写实主义。”

因各院校传统不同,有的院校命题则更超前、激进一些。有的院校鼓励观念艺术,学生可以结合当时与社会相关的命题,用文字、绘画等多种形式探索更加前卫的创作方式。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许多综合大学开设了美术专业,同时也开启了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跨界。这时候院校的命题思路更加开阔,开始注重人文修养、美学的综合,不仅仅局限于技巧。

“1994年至1995年,我负责过院校的招生。每次制定考题时,教授们的争执就十分厉害。怎么调整试题,怎么让招生更符合教育现状。”靳教授认为,艺考制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负面作用,逐渐催生了利益链条和商业化模式。校外模式化培训兴起,把静物、素描、人头像、写生变成批量化、速成化生产。

“当时山东一个省就有几十万的考生,一个项目考三场,人山人海围绕一个考题,这种模式化的考试制度被西方媒体竞相报道,瞬间批判声不绝于耳。” 其实,国内的艺术教育界已经开始反思。2011年以后,不少院校再次开始了考题的变革和探索。靳教授认为,综合大学介入到美术设计院校的办立,突破了“手艺人”的局限,让艺术考题的设置开始注重人文素质的探索,更加靠近了教育的本质。

| 艺术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一个健全的人

央美考题多年来一直受人关注,像一个风向标。在这背后,是公众对艺术教育的误读,以及对应试制度不得已的追随。

“艺术是要关注现实,但不能局限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艺术不止要着眼当下,更重要的是回归人的本心。”

“艺术教育应该多元化。艺术,可以使人得到最大自由,使人保持个性,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艺术教育,唯一应该追随的是这个法则。”

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许多家长把教育当成了量化的工具,关于艺术教育,他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有什么用?谈及于此,靳教授颇感无奈。他说:“艺术教育是为孩子未来塑造精神家园的载体。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全的人。让TA先成为自己,然后在不同的领域拥有独特的思维和眼界。

靳教授认为,“艺术教育不是应试教育。艺术不是给孩子的未来定性,让他们成为大学教授、科学家或艺术家,而是让孩子发现自己,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来截取自杨梅红艺术教育与靳教授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