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近日发布《世界幸福报告 2018》， 幸福指数最高的十个国家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变化，不过他们之间的名次略有升降，今年北欧四国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包揽前四名。这份报告的源数据来自 2015-2017 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如慷慨程度、社会支持、腐败程度、自由选择权。也有世界银行汇编的部分数据，比如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 GDP 和居民预期寿命。

每个国家或地区参与调查的人数约为 2000-3000 人，受访者需要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打分，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调查机构对六个打分项目施以不同的权重，然后再加上“反乌托邦和修正指数”（可理解为主观幸福感）得出最终的幸福指数排名。

| 幸福是件很主观的事情，所以

中国最新的排名是 86，前后两个近邻分别是北非摩洛哥和靠近中东地区的阿塞拜疆。由于这份榜单的统计方法很看重受访人的主观幸福度，因此尽管中国经济水平和社会治安总体好于利比亚、巴基斯坦等时不时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的国家，但后者强烈的宗教信仰可能使其居民主观上比较幸福，因此在综合排名上，巴基斯坦比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都要高。

事实上，几个东亚邻国的排名普遍比较靠后。日本排第 54、韩国排第 57，两国经济水平都很出色，但是韩国的自由选择和腐败程度得分落后，拖累整体排名。日本则是主观幸福感偏低。

2016 年，日本的加班时间远远超过其它发达国家，员工平均工作时间是 1719 小时，而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分别是 1371、1482、1674 小时。而中国香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跟倒数第四名的坦桑尼亚差不多。中国台湾因为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高，排名第 26。

同样因为居民自己感到更幸福而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智利（第 25 名）、巴西（第 28 名）、巴拿马（第 27 名）、墨西哥（第 24 名）等拉美地区，远超过香港等地。尽管这些国家在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形象多是黑帮和毒品。大部分欧洲、亚洲居民为自己幸福感打 5 分，而拉美地区打 7 分和 8 分的人占比最多。

同时，由于身处全球城市化进程，今年的报告尤其关注搬进城市农村户籍居民（“农村移民”）的幸福指数。

| 中国农村移民收入高了，但幸福指数却比农村居民低

长久以来，身份与幸福的关系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与身份有关的个体特征如相对收入、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都显著地影响了现代人的主观幸福感。

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很多人在扮演着多重身份的同时，也在经历着社会身份的迅速演变。这些不同的身份及其变动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从 1990 年到 2015 年，全世界 19% 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城镇人口新增 4.63 亿，累计增幅 30%，其中超过一半是农村移民。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孙三百 2015 年的一篇论文指出，与未迁移者相比，迁移者的收入平均增长为 44. 3% 。

然而从幸福指数看，农村移民的 2.4 分低于农村居民的 2.7 分。而且受访人包括至少在城市居住 7 年以上的人群，他们收入比以前高、比在农村的亲戚高。

报告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这些移民原本对于城市生活有更高的期望，结果事与愿违：从工作、住房、医疗、教育，中国户籍限制使得他们可能在这些民生的方方面面受到周遭人群或者客观政策的“歧视”。

农村移民在城市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或者自由职业者。工作的不稳定和上升渠道缺失，使他们对未来提薪基本不抱希望。超过 55% 的受访者期待今后五年工资小涨，而期望未来五年工资大涨的人只有 7%。

他们在城市也没有太多可以投靠的人，平均每个受访者在城市只有 7 个家人和朋友。来到城市后，65% 的人住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因为工作打拼没有时间以及教育限制，32% 的人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这些孩子也成了今天我们口中的“留守儿童”。

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指出，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在中小城镇放宽了落户条件，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却是外来移民更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落户门槛并没有显著降低。在大城市，一些管理者和本地居民过于担心这些城市的拥挤效应，并将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视为低素质人口，担心其融入会导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爆炸。

巴菲特最近说一个人有 10 万但不开心，你把他手里的钱变成 100 万，他还是不开心。这话当然很鸡汤了。但他提到的具体原因倒是很有道理，“当你有 100 万美元，然后环顾四周，看到另一个有 200 万美元的人时，你的幸福感就会消失。”

对比这件事，有些烦恼是有钱人和工薪阶层都会有的。在联合国的报告中，即便有些农村移民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但他们同时会跟城镇居民和周边其他城市的农村移民做比较，收入上如果有落差，也会刺激到他们。

而留在农村的居民尽管收入水平是在三类人群里最低的，但他们却比农村移民幸福。研究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居民可能会要求移民到城里的亲戚接济自己，这在提升农村居民的同时，也加大了农村移民的负担。

不过这也促成农村移民即使幸福感降低但仍愿意留在城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提出，所有中国农村至城市的移民都是工作移民，他们迁移的动机都是“打工”或“外出务工”，他们迁移的目的都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很多时候，做艰难的选择是为了家人、后代或者自己的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不是幸福感高低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