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参政议政：公益组织的新使命、新担当

公益组织，顾名思义，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组织，尤其是为弱势群体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组织。社会善治的目的即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从公益组织和社会善治二者的定义看，二者的工作领域和价值追求高度一致，都定格于公共利益。

如果把社会善治理解为目的，公益组织是实现目的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起以员工或股东利益为目的的企业，和以家庭或个人利益为目的个体成员，公益组织无疑是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善治的专业组织形态。

公益组织参与和推动社会善治，进入到治理结构与过程当中时，必然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行体制、机制发生关系。十九大明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九大也清晰地提出公益组织参与到政治协商、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尤其在政协界别中有望率先增设社会组织界别，这为社会组织参与到现行参政议政制度提供了政策支持，“大慈为政、小慈为善”的大慈善观正获得更有利的政策环境。积极有为、理性有度的公益组织参政议政，既是一份难得的社会荣誉，更是公益组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善治的新使命、新担当。

二、公益组织与现行参政议政的角色、功能互补

现行参政议政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政协制度设计。建国以来，虽历经曲折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十九大以来更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仍旧有很多问题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

以企业界、文艺界、科技界等各界精英构成的代表群体，相对缺乏了对弱势群体和基层群众相关痛点问题广泛深入的感知与调查研究，提案和建议往往局限于所属行业或精英阶层的社会问题。

以农民、工人等基层群众构成的代表群体，尽管能从个体角度感知到弱势群体和基层群众的社会痛点，但又因缺乏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推动社会公共参与的经验，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相对不足，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资源和政策推动来解决社会问题。

相对而言，由于公益组织长期关注并参与弱势群体和基层群众的社会问题，并拥有专业团队、志愿者、公信力、捐赠者、受助者等社会资源，对这类社会痛点问题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思考和经验，既能发现问题，同时也能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模式与政府合作，动员公众共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从发现和深刻认识社会问题、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案、成为公共政策推动者，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公益组织与现行参政议政制度有着高度交集和互补作用。一方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公益组织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提供参政议政的渠道，公益组织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方案与落实模式。

三、公益组织配合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办法

首先，保持谦卑配合的心态，积极沟通

因为公益组织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和基层群众，难免缺乏宏观的政策视野，又有一定的悲情英雄情结，这会影响到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理性交流。

坚持秉承积极建议，做好配角，帮忙不添乱，不成不埋怨。我相信有五年以上历程的公益组织，都会对社会问题改良过程的曲折和漫长有共识，这是一项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业，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是公益组织成员最需要练就的第一项基本功。既要为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积极心态，更要为长久沟通建议维护好心态和渠道。

其次，求访专家、深入基层，为社会问题建构理论高度和基层方案

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只是发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因为发现了问题反而变成了愤青或者悲观主义者就更要不得。公益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甚至受人尊重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和基层经验，形成可操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求教专家学者是深刻认识社会问题的第一步。通过各种学术交流、登门拜访向专家学者求教，据我的体会，关注社会问题的专家多是谦和儒雅的前辈，会从概念、学术体系、研究成果等多个方面给予启发，甚至还会在日常工作中手把手地指导，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由于社会问题通常又是需要多学科、跨专业协同解决的复杂问题，单个领域专家的教导通常又会显得不够，更重要的是基层群众和弱势群体在理解学术理论时存在一定的认知障碍，这就需要公益组织将融合了多领域专业的解决方案转换成普通群众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同时设计出他们易于操作的低技术门槛的解决方案。将一套学术解决方案转换成一套群众可参与的操作方案，同样也是公益组织的核心能力之一。

再次，搭建起公益组织与人大政协之间的信息互通、身份互通、方案互通的渠道

据我所知，由人大、政协和公益组织合作推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都有比较好的实际效果。甚至一些愿意走近群众、了解同领域公益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成为公益组织的骨干力量、专家委员，这是特别令人感动的。

古村之友的志愿者体系内就有一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家长达数年的交流观察，形成了非常宝贵的信任，在他们推动提案时会主动和公益组织商量，共同起草，政策推动成功之后，各自发挥优势，让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的同时，也增强了群众公共参与和社会教化。以至于全国多地的古村落保护、乡土文化复兴的政策里都有人大政协和地方古村之友团队协同的身影。

大量社会问题之所以难解决，原因在于这是一项群众参与公共生活和改良观念意识的工程，势必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参与的联合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比如深圳绿源环保的民间河长制的推动和建设，就充分体现了人大政协和公益组织共同推动的有效性。

当然随着政府鼓励公益组织参政议政的不断深化，不少公益组织的成员陆续成为社会组织界别里的代表，这就为直接提报有效解决方案打开了通道。不论公益组织是否有这样的代表人士，建立公益组织与人大政协群体的沟通合作机制完全是有可能的。相信随着彼此的共识越来越多，沟通交流越来越默契，成果也将越来越突出。

四、大量社会突发事件都可以通过合作机制防患于未然

近些日子来，总是一些社会事件通过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发酵，甚至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伤害到社会的土壤和生态。作为一位公益组织的成员，我总觉得一定有更理性、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来减少社会伤害，甚至防患于未然。但由社会问题恶化成社会事件，再到媒体和社会传播形成舆论压力，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甚至法律改变的过程中，由于公益组织的缺席加上本身能力不足，无形中增加了本可避免的社会成本。

公益组织常年关注弱势群体和基层社会问题，思考解决方案，或多或少形成“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度和社会洞察力，如果能在社会事件爆发之前与人大政协形成积极的参政议政机制，是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的。在古村之友成立的几年来，破坏和拆除古村落、文物的恶性事件中，基层群众因为有了理性的通道反映情况、哪怕是迫不得已的公益诉讼，也大大减少了因为个体事件导致的暴力冲突甚至人身伤亡，从而避免了因为个别事件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甚至社会伤害。

结语

爱国主义诗人艾青在国家危亡时写出“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当下强大的中国，我们的眼里虽不需要满含泪水，但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热爱这片土地的公益组织和广大人民一样，对这片土地是饱含深情的。

我们也相信我们有能力和智慧，让社会免于不必要的伤害和破坏，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充满正能量，共同维系一个善治的社会，实现共同的心愿——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