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精神病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小时候在马路上遇见的不穿衣服（或穿着奇怪衣服），被人群围住，需要和小孩子隔离开的“疯子”，TA们是少数的异类，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和我们“正常人”没有什么关系。

2009年，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研究发现，我国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的患病率也高达6.1％。按照这个比例，我国的精神障碍患病者至少在1亿以上。不少精神病人都曾遭遇家人的伤害、遗弃和来自社会的歧视，而从性别角度来说，有数据显示，性别和精神障碍有一定联系。

由于我国社会文化普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在家庭中必须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却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这都给女性造成了更多的精神压力。我国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远高于世界水平［1］；同时，有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中，女性占六成左右［2］（参考：当抑郁遇见性别：什么给女人的生活蒙上阴霾）

我的母亲，恰好就是一名女性精神障碍患者，以下是我和我家庭的真实故事。

01 被污名化的“病”

我母亲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英文：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母亲不发病的时候，没有人能把她和“精神病人”划上等号，因为她日常的形象和人们印象里的精神病人相去甚远。她在国企工作，有一份很稳定的收入，也常常能拿到企业的“优秀员工”的称号。

可在发病的时候，我的母亲会连续几天都在抑郁或狂躁的状态中切换。抑郁的时候，她会躺在床上不愿起床，连我把饭端到她面前她也不愿吃一口；而狂躁的时候，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逻辑不通的话。她可能上一秒认为自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下一秒就拿起家里的水果刀往沙发上扔。

在我幼年时，并没有“精神病人”这样的概念，只觉得我母亲每年有那么十几天和平常思维敏捷的她不大一样。或者说，我一直都带着对“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我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天披头散发、胡言乱语、裸体狂奔、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的“疯子”，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搞不好随时就把人给杀了。但母亲和“Ta们”并不一样。

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续到我12岁。那一年，父亲和我坦白，母亲是有精神障碍的。他告诉我，虽然社会普遍对精障存在误解和歧视，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很多人都会得类似的病，只要日常饮食和药物治疗控制得好，并不会给其他人造成伤害和影响，可以正常生活、上班。

我也开始意识到其中的不对劲：感冒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没有人去歧视得感冒的人呢？台湾作家林奕含也曾描述过类似的被“污名化”的经历：她在高中时，必须每周两次车从台南花一整天的时间搭高铁上台北治疗。她说“上台北”这三个字，就接近所谓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在故乡生病，为什么每一个长辈都告诉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治疗我的疾病？

由于缺乏科普，大众不仅仅觉得“精神病人”是可怕的、癫狂的，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也使得不少病人得病后，忌讳治疗而耽误病情。有不少人是“有病看不起”，但也有很多人是“有病不敢看”。

而更奇怪的是，当社会歧视导致“患有精神障碍”成为一种人格的贬损和侮辱时，女性似乎更容易成为这类语言攻击的对象。大众传媒不断重复和强化着女性“脆弱”、“不理智”、“逻辑混乱”的形象，指责一个女性是“疯婆子”，也成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某个女人是“疯婆子”，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说某个人是“疯汉子”呢？

02 产后抑郁症与精神障碍

我也感到不解：为什么她偏偏得上这样的病？按理说，我们的家境还不错，生活不算太富裕但衣食无忧，没有巨大的生活压力、家庭变故或者什么剧烈的精神打击，这种事似乎不该发生在她身上。在我又长大一些后，母亲才跟我吐露了心底的秘密。母亲说，我出生那时，因为我是个女儿，爷爷觉得家里没有男孩继承香火，“绝后了”，曾经一度气晕。而父亲那时在附近的城市工作，离母亲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却在她产后整整30天都没有回来看过她。

据我母亲陈述，她在产后“如堕人间地狱”，那时候每当夫家亲戚过来探望她，总要喋喋不休地劝说她放弃稳定的工作，去“偷生”个男孩二胎。没有人理解我产后的痛苦。国企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我也不想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去生第二个孩子。万一又是女儿呢？正是这些不被重视的压力，这些没有被整个家庭当成问题的问题，导致她得上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但那时医疗科普较少，大家不太知道“产后抑郁症”的普遍性，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情绪问题。而我母亲的这种产后抑郁症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疏导，竟然演变成了长期的精神障碍问题。

产后抑郁是指产妇在分娩后出现以抑郁、悲伤、暴躁、沮丧、大哭大闹、易激怒、烦躁，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一系列症状为特征的心理障碍，在人群中发病率达15％-30％［3］。不仅是我母亲，很多中国的女性都得过产后抑郁症，也经历过和母亲类似的心路历程。我母亲提到，她刚刚从“女孩”过渡到“妈妈”这一社会角色时，常常感到“措手不及”。我母亲当时并不会熬鸡汤，也不知道我半夜哭的时候该怎么哄——这和大众传媒里描述的“完美的母亲“有着很大区别。

在大众传媒舆论里，女性的“母性”和“照顾"被描述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我母亲也认同这一观点，因而常常觉得自己“不称职”，有着莫名的“歉疚感”。但显然，这种“歉疚感”似乎不会在“爸爸”身上出现，社会对男性总是宽容得多，看看综艺节目里笨拙带娃的爸爸获得多少赞美就知道了。

我母亲也提到，在生产完后的几个月，她感觉她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感”。由于此前她一直是职业女性，但怀孕时因孕吐反应太重，她只好暂时辞去工作。由于职业中断，她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没有收入，这种“经济不独立”的感觉让她倍感恐惧。此外，人们老说“一孕傻三年”，我母亲也担心她在产后是否能顺利找到工作。

一份产后抑郁症的资料中提到，女性产后是否能得到家庭支持，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是否正常，决定了她是否能较顺利地渡过“产后抑郁症”。然而，在中国某些地区，女性产后的孩子的性别几乎决定了她在产后能否得到足够的家庭支持。

若是产妇生的是男孩，丈夫的家族里“皆大欢喜”，设宴摆酒，对产妇大予赞赏。而若产妇生的是“遗憾”的女孩，往往换来的是冷漠的脸色和嫌弃。在这种情况下，生下“女婴”的产妇，可能内心会自责、内疚，或是对丈夫的冷漠感到愤恨，导致精神状态不良。因此，作为丈夫，应当尤其注意妻子产前和产后的精神状态，多去阅读了解有关产后抑郁的知识，并尽力分担妻子带孩子的压力，如有发现妻子较严重的抑郁情绪，则及时就医。而作为家庭成员，我们也应当去协助家中产妇照料孩子，并多去关心她的情绪。

同时，目前我国的“男性陪产假”政策大多落于纸面，许多民营企业并未执行国家规定，使得“男性陪产假”难产。我国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应当出台配套措施，来保证“男性陪产假”的“强制执行”，以保障男性员工依法请假照顾妻子、孩子的合法权益。

03 有时间表的“病”？女性的春节焦虑

一份国外的调查显示，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焦虑、饮食失调、精神分裂症、多动症、躁郁症和强迫症，都可能在冬季变得加重病情［4］。而我的母亲也容易在冬季病发，于是，我父亲在冬季会格外留意我母亲的饮食作息、服药习惯和情绪波动。但我母亲的发病期更特殊一点儿，往往是在春节前后。

2015年的春节时，我母亲病得尤其严重。大年初一时，亲戚们坐在一块讨论、调侃家中的未婚女性嘲笑，其中就包括大龄单身硕士毕业的我。正是那天晚上，母亲突然暴怒起来，把家里过年买的盆栽猛地往地上砸，然后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女儿一定会嫁得很好！你们都是垃圾！”

尽管说“精神疾病”总是容易在冬春季犯病，但我认为我母亲总在“春节”犯病，和中国春节常见的“问候文化”也脱不了干系。每年过年过节总是女性最头疼的时候，除了要准备一大桌子的菜，还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亲戚。各种亲戚总会来“问候”女性的婚育状况，或调笑，或言语压迫，若你单身，总有人讽刺你是“剩女”；若你已育一胎，总有人想让你生二胎；若你的女儿已成年，总有人想让你的女儿早日“成婚”。

亲戚们的嘴巴，总是封不了。因此，女性精神病人在春节，恐怕比平常都容易犯病。而即使你并未患精神疾病，家里人的“问候”都足以让你焦虑不已。

因此，对于女性精神障碍患者来说，有一个宽松、自由、性别平等的家庭舆论环境，会让她们的心理状态好一些，也能帮助她们更好地康复。此外，精神障碍者病情常在冬春季反复，作为家人，我们也应当在这些季节多去关爱她们，注意她们的情绪波动，盯紧她们的作息和饮食，减少来自外界的刺激（比如烟、酒、过度嘈杂的环境）。

04 精障者的照顾者们

我的母亲，可以说是一位相对幸运的“患病者”。她身在大城市，已连续服药20余年。在这20多年里，由于经济尚可，也有父亲和家人的支持照顾，她能够正常上班，只是在发病期才会休假。如今，她已顺利退休，完整地走完了她的职业旅程。父亲跟我坦白，他在母亲最初患病时一度非常痛苦，无数次想过要放弃。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便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受尽宠爱的他且鲜少下厨的他，从未想过自己在日常忙碌的工作时，还要抽时间去学习做菜和照看母亲的情绪。

“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紧张，是每次你妈发病的时候，我都怕她会出什么事。”我父亲曾这样跟我说。在我母亲的20多年患病历程里，父亲作为陪伴者和照顾者，通过学习和自身的努力，归纳出了很多照顾精神病患的小贴士，他将这些贴士总结出来，也送给其他有需求的人：

1. 对精神障碍者的状态作出评估，一旦ta们处于“发病期”，便尽量减少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比如把家里的刀子都收好；格外留意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比如父亲会定期预约医生到家中和母亲聊天，跟踪、改进治疗方案……

2. 动用自己身边的医疗资源，改善精神障碍者的医疗条件，通过不断尝试找到更适合患者情况的主治医生。比如，勤于维护和主治医生的关系，获得医生的信任，通过父亲的努力，即便是母亲在大年初一发病，医生也愿意赶到家中为母亲会诊。

3. 给到精神障碍者情感上的支持，努力消除周围环境的歧视性因素。比如，父亲会每天都提醒母亲服药，同时在母亲发病期时他也会承担多一些家务，以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同时，他会提醒亲戚不要用“疯子”来形容母亲，也会让在外地工作的我“常回家看看”，关心一下母亲。

每每我父亲在厨房做饭时，我母亲总会喜笑颜开。而父亲也逐渐在“分担家务”中找到了乐趣，他会自夸自己的厨艺，会学习电视上的“美食节目”上的菜谱...尽管我父亲年轻时曾认为“家务就是琐事”，但如今，他也会和我说：“做菜其实也是一种创造和艺术。”在我父亲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男性在家庭中“成长”的状态，值得其他男性学习。尽管这还是一个过程，但他显然在“照顾母亲”和“分担家务”这些事上逐渐成长起来。父亲尽力为母亲提供“医生上门服务”的医疗环境，这让母亲在家中就诊时颇有安全感，能较快地从异常情绪中恢复过来。

在父亲的配合和家人的关爱下，我的母亲的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以前是一年可能发病两三次，现在基本上两年才会发病一次，也拥有正常的职业生涯。而据我了解，而在许多普通家庭里，这样的妻子恐怕被丈夫乃至其他家人认为是“累赘”，已被遗弃；又或是因为医疗条件不够好、家人认知不够，而得不到治疗，最后甚至导致病情恶化直至自杀身亡。

因此，女性精神障碍病人能否顺利渡过一生，拥有正常的职业，和她的阶级、收入、医疗条件、社会支持和家人的支持都有关系。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大部分受精障影响的家庭中，照料职责往往将由精障者的配偶，或原生家庭中的女性承担。

05 后记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81年就提出“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CBR）”的方针，强调社区康复对于精神病人的重要性。因为，大部分精神病人在社区中能康复得更好，长期住院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权力，让他们的生活没有社交和职业可言。

而在中国香港，早在1982年已经开始提供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服务项目涉及患者从出院到回归社会的各个环节，服务团队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理学家等组成，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个性化的精神卫生服务。这些服务，能帮助精神疾病患者逐渐重建心理状态，并慢慢回归社会，拥有正常的生活。

我国目前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暂时未发展起来，能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很少，也大多在大城市。大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在出院后不能得到长期的跟踪治疗，也没有相应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能帮助他们在出院后回归社会。

我的母亲可以说是“社区康复模式”的受益者，正是因为有医生在社区长期跟踪、调整她的医疗，她拥有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我母亲只是个案，她的“社区康复模式”并非由国家提供，是由父亲和热心的诊治医生共同打造，而大部分精神障碍患者都无法享受这样的服务。因此，在此我倡议政府和相关单位大力推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大陆的精神疾病科普工作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2009年，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而在香港，在不少地铁附近和各种社区大门口附近，都能看到精神疾病的科普海报；香港也常常举行有关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帮助市民更好地掌握心理学知识。

政府应加大对精神疾病、心理学等知识的科普工作，同时加大对精神疾病相关医疗资源的投入。另外，从性别角度看，性别平等工作也将对女性精神障碍者的处境改善产生积极影响。推行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倡导男性承担家务、为各个生命周期的女性提供平等、友好的舆论，能让女性精神障碍疾病心理上和生活上减少负担，利于其病情的康复，更有营造良性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