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e Hassenfeld在投入对冲基金工作后，重拾了大学时的宗教知识。但是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和朋友们讨论如何更有效率的花钱上。“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为之兴奋”，他回忆到，“在夜深人静时，当我看一些关于非洲水资源的文章时，它所带来的感触是我在债券市场永远无法获得的。” 

此后不过三年，Elie Hassenfeld便放弃了债券市场的工作，并帮助成立了一家叫做Givewell的机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家机构致力于帮助捐赠人制订能够让捐赠影响最大化的分析性决策”。

政府和慈善基金会总会将资源投入到理性的尝试中，通过策略确定优先顺序，进而分配投入。他们也花费资源在数据收集与分析上，以此来了解他们的支出效益，这个步骤也是寻找捐助问题和捐助对象时的各个杂乱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个人捐赠者来说，这种理性分析是比较难做到的。许多个人捐赠者的捐赠动机是基于他们的自身兴趣、经历和关系。比如捐给与家庭成员疾病状况相关的医疗方向，再比如捐给他们所在社区的某一家机构，等等。亿万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就选择了将自己的财富贡献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如今，很多捐赠工具都适用于那些中等收入、积极参与筛选潜在捐赠受益人的个人捐赠方，也有很多捐赠方式是受哲学和经济学共同启发，他们往往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在美国，GuideStar借助捐赠人、志愿者等的公开档案、监管备案文件、银行账户和捐赠凭证等，将捐赠人与成千上万得潜在受益人联系起来，并为众多的基金会搭建信息检索数据库。另有一些机构专注某个特定事由，例如Animal Charity Evaluators。

Charity Navigator运用公开数据建立了一个“五星推荐排行榜”，评价因素包括慈善组织日常管理开支与收入的比例，慈善组织理事会中独立成员的个数等等。但是包括牛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Will MacAskill在内的一些人对这个评价系统持怀疑态度。Will MacAskill帮助建立了Effective Altruism and Giving What We Can中心，以鼓励人们将收入的10%用于捐赠“最有效的动机”。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数据性和推荐程度很强，但却没有数据分析的细节。“我并不关心慈善组织持有多少资金，我只在意他们做了多少事情。从支出角度考虑，我认为一些中间指标没有太多意义。如果两家基金会同样在救助生命，而其中日常支出更高的一家却能救助两倍的生命，多点支出又何妨？” 

MacAskill也说：“花一点时间和经费，找到一家能够利用有限经费提高他人生活质量的慈善组织”。这也使他关注到全球健康领域的项目，包括分发抗疟蚊帐、学龄儿童驱虫行动的项目等。如果没有这些，一些人或许就无法更好发展。

MacAskill认为，任何金额投入健康项目（特别是力求高精准、高影响的健康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常常能够（比发达国家）拯救更多的生命。事实上，他表示他已经很大程度采纳了GiveWell的推荐。

诚然，这种标准的优点是鼓励对成果更加苛刻的分析，包括通过带有医学研究色彩的随机对照组实验。耶鲁大学Karlan院长帮助了他的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开展了这项工作。然而，GiveWell的方法同样有限制，据Hassenfeld说，它的研究方法需要非常具体的分析，需要和它选择支持的每家慈善组织进行长达数百小时合作和讨论。这使机构只能研究一小部分群体，并且对机构所选择的慈善组织在汇报和讨论时添加了不小压力。

这种研究方法同样也优先考虑那些能证明现有成果的慈善组织，对于那些有型成果未显现的活动采用实验性分析。比如一项老年痴呆症治愈疗法的研究，已经在很多年间花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却没有很大进展，然而一旦这项研究取得成功，将会大有裨益。

概括来说，依照当前显示出来的影响进行排名，优先了个人偏好，这无疑是一种功利主义方法。一家总部在伦敦，为捐赠人提供有效捐赠建议的名为“New Philanthropy Capita”的慈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Dan Corry提醒到：“如果所有钱都流向诸如疟疾致病因研究等非常狭窄的领域，这个世界将变为一个疯狂的世界”。

他强调道：“开发一个简单的衡量成功的标准确实很难，在临终关怀领域，难道床位费、服务质量、家庭的满意程度等就是最重要的吗？”。他始终相信慈善机构应该披露更多关于他们活动、成就的数据，比如像UK’s Charities Commission等监管机构需要让他们信息公开。通过这种方式，有识别能力的捐赠方就能够发现更多信息，其他慈善组织也能够分享更多数据展示他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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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Jack

翻译：家族慈善传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