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小就要干活，帮父母擦车、为邻居修剪草坪、在社区送报纸、为朋友照看猫狗。高中生能否毕业，除了看学习成绩，还要看对社会的奉献，学校把服务社会纳入必修课。不做义工的学生很难考上大学，更难进名校，医学院的招生条件之一，是考生在医院做过几千个小时的义工，以此证明考生对病人的爱心和耐心，以及对医学事业的热爱。

在洛杉矶汉廷顿庄园谘询台，华人义工施先生说：“这里是民间机构，一千多名职员，大多数是义工，当中不乏年轻人，有的做了一二十年了。”

欧洲艺术馆里，一位拄着枴杖的讲解员看上去八十多岁，从胸牌可知，他叫Brian Scanlon。看见Joy站在一幅画前仔细欣赏，他就过去讲解：“画中女人的衣服不是她当初穿的那件。为了让她显得永恒，后人重新为她画了一件。”“哦！真有意思。”Joy说。

我们问他：“您是义工吧？每周工作几天？”答曰：“一两天。”“辛苦吗？”Brian不直接回答辛苦与否，只是说：“我身体健康，喜欢汉廷顿，一到这里就快乐。”“有没有退休计划呀？”我好奇他要做到何时。他说：“没有退休计划，直至生命尽头。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一。”

离开展馆走到门口时，我们又回望他一下，当时游客不多，他正回椅子上坐一下。这个老头，不知道他带给社会的动力是多大？价值是多少？

一位叫Robert Maronde的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到庄园干活。他幽默地说：“我太太不准我退休后呆在家，我得先找个去处，就来做义工。”义工们都各具专长。在图书馆的，会整理书籍，为学者和读者提供咨询;在博物馆的，接受过呵护珍品的训练;在植物园的，有园艺知识。那天我们在场时，听说Gainsborough的画“Blue Boy”将要展出，看见义工们正从储藏室将画搬出来，忙忙呼呼的，好像要做的事不少。

庄园自一九一九年建立以来，时过境迁，当年主人留下的钱早已用尽，基金公司赤字了，但是靠着义工和固定捐款的援助，它依然每天开馆闭馆，正常运行。

香港的义工活动种类多，不少社会活动是靠义工撑起的。养老院常有义工抹灰尘、擦地板、倒垃圾、喂老人进食、陪老人聊天，义工们做那些在家里都不想做的事。每逢周六，处处可见为慈善募捐的中学生、小学生和幼稚园小朋友，有的才三五岁，跟着家人一起做。孩子们站在街边，不断点头鞠躬，向匆匆而过的行者讨钱，无论你向募捐箱投进几块还是几毛，他们都不停致谢。那种谦卑，看了让人产生爱怜之情。

香港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人们追求付出带来效益。然而七百万港人中，有一百多万人登记做义工。香港义工的服务还延伸到东南亚和中国内地。我家小女儿大学二年级暑期，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去泰国帮助山区穷人修厕所。我问她为何做这个项目，她说：“那次旅行，我被简易肮脏的厕所吓怕了。”

十港元可以在香港干什么？买上一瓶矿泉水，或者搭乘一趟不过海的短程地铁。在物价高昂的香港，小小的十元显得用处有限。然而，这些毫不起眼的十元钱，或许是很多香港人首次在街头“买旗”、参与慈善的金额。我手交予你手，我心映照你心，一笔一笔积水成渊，凝聚成香港这座城市的慈善精神。

在香港，全家大小换上义工制服，在繁华闹市卖旗筹款，或走街串巷慰问老弱，是再寻常不过的活动。这座700万人口的城市里，活跃着超过127万的注册义工，每年提供超过2400万小时的公益服务。乐于慈善的香港市民汇聚自己的举手之劳，将最朴素的“助人为乐”打造这座城市最温暖动人的社会理念。

有些香港义工，甚至将生命留在了异乡，黄福荣和曾敏杰，前者是基督徒，在玉树地震中救出三名孩子和一名老师，再次冲进废墟时倒下了，再没醒来。后者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曾在英国银行界打拼，在为玉树学生送冬衣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一个地区的义工活动开展得怎样，是当地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在香港，公益精神流淌在生活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这座城市全年不歇、花样百出的慈善活动，目标精确地吸引不同人群参与其中，做义工，行善事，即便是孩子和老人，也有自己力所能及的“微公益”。在各义工组织和团体的合力下，港人每一份细小的热心都被妥善保存汇聚，积小善而成大爱，温暖着维港两岸，也滋润了华夏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