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中国发布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就在一年前,联合国发出消除贫困、产业创新、可持续、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等17项16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

社会价值共创,人人有责,除了政府和公益组织,企业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当今世界,企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质量的竞争,而是进入了可持续发展和资源能力的竞争。社会价值共创如何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多年的实践中,有没有更多新模式的创新,能够让各方在价值共创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最新一期的“复旦文汇管理学家圆桌谈”邀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系主任蒋青云教授,中国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创始人兼CEO、复旦管院校友蔡史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助理国别主任谷青,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以及苏州工业园区企业社会责任联盟负责人鲍霞、牧原集团副总经理秦军、天风证券品牌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鞠彬彬,一起聊一聊“社会价值共创”。

如何理解精准扶贫?与以前扶贫工作有何区别?

谷青:

“贫”和“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说文解字的角度看,“贫”和“困”的含义是不同的。“贫”是分钱的意思,钱不够分了,造成了“贫”,它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贫穷。而我认为,“困”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提倡的多维贫困的理念非常契合,“困”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大家来看“困”字的结构,它的周围是四面墙,意思是各种机会和可能都被封闭住了,四周都是阻力和闭塞。也就是说,因为教育、健康、生活条件等受到种种机会限制,导致了人的能力受限,因此造成了贫困。

由此看来,我们在探讨精准扶贫的时候,只关注从“贫”的角度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大家首先应当更加关注“困”的问题,找准那种因为阻碍和闭塞而造成的贫穷,设法把这种阻碍和闭塞清除掉,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扶贫脱贫成果,要更多地考虑扶贫脱贫对象的发展机遇,释放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国际上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困”是由于周围环境闭塞、发展机会不足,造成了人的能力无法发挥和释放,导致了“贫”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多地与企业携手,多从“困”的角度出发,精确地、多维度地对“贫”的根源性问题进行诊断,然后对症下药,应对并解决问题。

第二,我认为理解精准扶贫要分清“扶”贫还是“脱”贫的问题。相比于贫困地区的原住民,其实我们都是“外来人”,对于当地的情况,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得极有限,但我们往往又认为自己很了解情况,先入为主地认为当地的贫困是因为缺这缺那造成的,然后带着我们的一腔热血,提供各种帮助,觉得自己的扶贫工作做得到位,有成绩。但其实,我们可能并没有踩到点子上。

事实上,当地走出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当地的老百姓,比我们“外来人”更有发言权。我认为我们要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声音,把摆脱贫困的主动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进来,实现“脱”贫。而我们的角色是配合他们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辅助。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国家层面,已经改称“扶贫攻坚”为“脱贫攻坚”。从“扶”到“脱”的转变,也清晰地提醒我们要把握好在“脱贫攻坚”战中的角色定位。

何文:

现在有一个现象,不少人一说到精准脱贫,首先会去统计一个地方有多少贫困户,然后针对这些贫困户做一点救助性工作。一对一的帮扶可能有一定效果,但若是一个一个贫困户加起来的贫困群体,其贫困成因是当地的整体环境造成的,就不是简单“送温暖”可以解决的。

我认为,精准脱贫,简单说就是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在对的人群当中去解决对的问题。贫困的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本身是由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要以人具体的需要、并且用系统性的思维去分析人的需求背后的问题,以此作为依据去制定方案采取措施。

比如我们现在的社区发展项目,就是根据目标人群遇到的具体发展问题和需求,根据现实环境状况进行分析设计的精准扶贫方案。在实践中,我们现在正处于项目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构建社区的实物资本阶段;第二阶段是构建人力资本阶段,就是“授人以渔”,让他们学习掌握更多生产生活技能;第三阶段是构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阶段。我们一直在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协会,以便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怎么想到做“黑暗中对话”这个项目的,扶贫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蔡史印:

我是2009年通过盲童学校接触到视障人群的,他们真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并不在于视障本身。视力的障碍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通过努力去补偿,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怎么教育他们,无论给他们多少钱,哪怕他们精通三国语言,最终这些孩子们毕业以后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做按摩师、第二是开按摩店。因为社会上的惯性思维就是这样认为的,除了按摩,盲人还能做什么?

所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视障群体,所有困难群体都是这一惯性思维的“受害者”。2009年年底,我在美国亚特兰大体验了一次75分钟的“黑暗之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解决方案——这一体验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视健者”一个简单、直接的道理:原来,身体上的任何缺陷、或者任何残障,其实都不是无法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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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公益基金会如何用新模式参与精准脱贫?

何文:

精准脱贫,必须得用发展的视角去做这个工作。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发展的本质,就是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得到扩展之后,可以过他想要的生活。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社会本质上是互动关系的组合,发展也可以理解为从关系不和谐状态发展到更加和谐的过程,不断地在冲突当中找到和谐,这其中的本质就是去寻找关系、不断调整关系。

我们在做精准脱贫的时候,应该站在更高的制度、方法层面上观察贫困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贫困人群跟周围各种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与贫困人群互动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然后思考如何调整这种关系,为贫困人群创造更多价值。

谷青:

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从多维度测量贫困,即不仅仅关注从收入的角度划分贫困,而是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多个维度来测量贫困。

近年来,结合中国的扶贫脱贫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贫困测量方面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我们发现,脱贫成果的监测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去年扶贫日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国内互联网企业一起发布了《人类发展指数之生活水平维度:应用大数据测量中国贫困》报告,我们运用互联网热点数据、卫星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把“多维贫困指数”的八个维度大数据化,从卫生厕所普及率、室内厨房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移动互联网覆盖率、夜间灯光密度、金融服务设施覆盖率等大数据多维贫困指数出发,对中国2284个县的贫困状况做了详细勾画,推出了一个实时大数据扶贫监测的中国地图。此研究项目用于实践后,我们发现,它对目前以收入为基础测量贫困形成了有效补充,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当下背景中讲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价值共创,有没有一些理念急需更新?

蒋青云:

对于企业来说,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观点视角比较狭隘,我与许多跨国公司老总交流时都得到同样的看法。传统的CSR策略强调做善事,比如捐款等,把CSR作为独立事件看待,与核心业务的关系很少,也很少会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

这种思路需要转变。新的“社会价值共创”理念源于商业中“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比如定制化等新模式,我们将原来商业中的理念移植到CSR中,把社会利益相关者扩大了,从顾客拓展到所有人。我们需要强调“企业公民”理念,企业除了赚钱,还应该有其他的社会责任,不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价值,还应该考虑周围人的价值。

具体来说,价值共创强调“内化理念”,即战略问题与核心业务相关。举个例子,美国联合包裹公司(UPS)在赞助奥运会时,并没有选择出钱的方式,而是优化了奥运会的物流系统,在赛艇运输等高难度物流项目上,提供特别的解决方案,从而创造社会价值。这是现代企业需要学习的,内化理念不仅激发企业的动力,将企业的能力发挥出来,也能与利益相关方形成有机合作,帮助客户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

商业与社会价值的双赢有可能吗?如何用新模式进行社会价值共创?

蔡史印: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这几年非常火,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怎样才可以做成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也没有任何成功的案例可以去追寻。所以,基本上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做“黑暗中对话”之前是从商的。从美国MBA毕业之后加入了通用电气,离开时是亚太区的CTO。我做了这么多年商业,我一直想做一个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商业项目。目标是把商业和公益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又能够赚到钱,可以给投资人以回报。

“黑暗中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新模式的尝试,首先,它可以自负盈亏,靠卖门票和给企业做培训收取培训费用实现自给自足。在上海,我们是纯商业运作,几乎完全靠经营收入生存。

从社会影响力这个角度,我们每一家体验馆只能雇佣10-15位视障者,就算在中国开100家“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最多只能招1000多个盲人,对于中国1400万视障群体来说,这个数目杯水车薪。所以“黑暗中对话”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盲人就业,而是靠改变每一个来体验的人的观念,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我们一家体验馆每年最多可以容纳十万人,如果这十万人当中有1%回去做一些改变,那这个社会影响力就能够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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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摘录于《文汇报》——复旦文汇管理学家圆周谈,作者:徐晶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