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的成就举世皆知。自1980年代启动社会扶贫机制以来，中国已有超过7亿农村人口实现脱贫，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进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与要求。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得到系统阐述，并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的重大基本方略。近期，还有26个贫困县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实现国内首次集中脱贫摘帽。

目前，中国政府正实施精准扶贫的巨大社会工程，这一政策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是一项世界级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扶贫行动。但截止2016年底，中国还有4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仍面临一定挑战。 

精准扶贫离不开中国经验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已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个贫困县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实现国内首次集中脱贫摘帽。这样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中国在扶贫工作方面，立足国情，真抓实干，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道路，离不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将精准扶贫提上党和国家重大议事日程，确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准扶贫战略。十九大进一步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该目标明确了中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时间、标准和工作内容，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应该说，经过多年扶贫工作，中国贫困地区已具备了多方面的脱贫条件。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集中努力，十九大精准扶贫战略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中国精准扶贫的另一项重要经验，是建立起更为系统化、操作性更强的扶贫领导体制与工作体制。中国政府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就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标准，明确了管理体制。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确立了精准扶贫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的基本格局。在工作格局方面，中国确立了立体性、网络化的大扶贫布局，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发达地区，均承担对口扶贫任务。精准扶贫还需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促成贫困地区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

此外，确立大扶贫格局，并建立投资机制保障也是宝贵经验之一。中国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运用多种方式，从广阔的地域布局与产业结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等结合维度进行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与健康扶贫等政策，在扶贫布局中尤具特色。这些扶贫措施一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教育福利、养老保险、高龄津贴、孤儿与残疾人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等结合起来，将发挥极大的经济与社会效能。其关键在于，中国扶贫既有中央财政预算的保障，也有地方与社会资金的动员。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动员上万亿元的资金投入，打响精准扶贫攻坚战。

社会力量助力政府扶贫

扶贫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样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从1980年代开始的扶贫工作，尤其是对口扶贫，既是社会扶贫的生动体现，也带有很多的公益慈善要素。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项目，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并促进社会大众参与扶贫行动，客观上成为民间参与的重要平台和纽带。

作为政府扶贫的帮手，公益慈善组织的突出作用首先表现在提高精准度，弥补政府体制的不足。政府行为必须要有统一标准，而落实标准往往从整体上解决问题。但许多贫困现象往往错综复杂，一个标准很难完全覆盖。

同时，政策落实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和工作程序，而一些贫困现象有偶发性，如大病治疗的某些费用不在政府报销范围之内，有的灾祸突然发生，需要短期内进行紧急救助。解决这些问题，慈善组织往往更为有效。

其次，为解决不同类型的贫困问题，进行社会创新，创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方面，慈善组织作用更为突出。企业创新往往存在投资风险，可在金融市场中通过私募基金风投解决。社会创新也有类似风险，如大众一时难以理解的现代艺术，政府就更不可能投资。在发达国家，上述领域均由慈善组织进行探索，取得成功，再由政府买单。扶贫工作扶志、扶智，更需社会创新，慈善组织在其中大有可为。

在社会体系建设领域，慈善组织甚至可发挥主力军作用。这主要因为慈善组织多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如果将其与贫困村庄建立联系，引入慈善项目，开展志愿服务，形成多种伙伴关系，相信会产生更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系统。

同时，精准扶贫也为慈善组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后，全社会慈善热情空前高涨，如何将其与精准扶贫对接转化，从而促成慈善行为的组织化、规模化，并具备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是当前慈善工作的一大挑战。如通过参与精准扶贫，使慈善项目牢牢地植根于中国的乡村大地，中国的慈善组织完全有可能实现脱胎换骨式的升级，迅速提升自身能力，从而真正担负起政府与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

慈善组织要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作用，与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尤为重要。经过多年实践，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已具备不少好的经验，需要系统化总结。总体上，慈善组织应主动加入政府工作平台，选准优势项目，形成互补的结构性优势，从而发挥更大社会作用。在公益慈善和商业密切融合的时代，中国精准扶贫同样为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在小微金融、治沙防沙、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企业已实现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并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业绩。

总结各地的经验，企业在精准扶贫中可发挥多种作用，包括将解决社会问题与商业回报相结合的产业扶贫；参与贫困地区办学，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吸收贫困人口参与职业培训的教育扶贫；进行医疗救助，资助建立医院的医疗扶贫；以及企业与慈善组织结合，创新多种扶贫方式的社会创新扶贫等。比较而言，企业扶贫还需进一步发展。若能引入影响力投资的先进经验，将企业扶贫与国家普惠金融和各项扶持政策结合，必将创造出世界企业扶贫的新模式。

脱贫攻坚三大难关待解

首先是生产要素配置关。脱贫的基本标准是使贫困人口能够通过自身劳动致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发现、调整并配置适合当地特色的基本生产要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重新发现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殊优势，并注意培植出特殊的产业领域与产业链。

现在，不少地方把旅游业引入贫困乡村，有的地方推进“一村一品”行动，以中和农信为代表的小微金融服务已覆盖多个贫困县，许多大型企业与网络电商也加入扶贫行列，并与自身产业相结合。这些都要在与贫困户紧密对接上下功夫，需要体制与机制的多方面创新，是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较大挑战。

第二是生活条件提升关。许多地方开始改造破烂的农舍，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取得较大成就。但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一项大的社会工程，需要深度理解当地文化生活习惯，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并规范其建设标准与管理使用。在这些方面，许多城市的建设尚不理想，必将影响到贫困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

第三是社会体系建设关。贫困地区往往是边远偏僻地区，交通不便，与外部世界缺乏密切的社会互动，社会体系相当封闭。如何实现贫困地区从封闭到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与合作，是一项较大的社会培育工程。

汶川地震救灾时，实行一省对一县体制，不少省在对口县内再实行一市对一乡镇、一县对一村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网络，最终促成灾后恢复重建的奇迹。如今，许多贫困地区也有一定的对口机制，但与之对口的往往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对口区域范围较大，社会组织参与较少，贫困村庄与外部社会建立纽带仍有较大挑战。

攻克上述难关，特别需要第三产业，尤其是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在扶贫行动中，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往往可与城市形成互补，并发挥出贫困地区优势。比如，在贫困村庄建立起被农民称为“儿童福利主任”的儿童社工体系，已覆盖了中国120个村庄的7.4万余名儿童，其经验正在发达地区推广。

还可将改进贫困地区生活条件与提升生活技能结合起来。目前，全社会都需要工匠，许多细小的操作性工作却缺乏熟练工人，这类矛盾在城市尤为突出。如果培训贫困地区农民熟练掌握各类生活设施的建设技能，或促使更多贫困人口转化为高质量的工匠。

此外，也要发展社会企业，以拓展更广泛的社会渠道。当前国际社会兴起的社会企业浪潮，将社会问题看作商业机会，建立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社会企业是建立社会纽带最为重要的载体，如果注意引进扶贫工作，或产生多方面的社会效益。

杜绝虚假脱贫仍需制度保障

精准扶贫需要公开透明。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的阳光化管理，严防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这是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问题，而做出的重要要求。中央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即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若要达到上述要求，首先要将中央关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基层，建设不造假的体制，这就需要政府、村委会和公益慈善组织三方面共同参与。农村多年实行村民自治，作风不实的干部往往会在三年一届的直接选举中被淘汰，该机制应与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慈善组织的参与有机结合。以农民为主体脱贫，就能避免被动脱贫。

其次，要健全数字标准指标体系。为避免个别地方为突出政绩，将扶贫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应把容易加码的数字指标不断改进。原则上，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看得见、摸得着，可管理经常化，并与贫困人口的生活密切相关，就不容易造假。现在不少地方推进厕所管理升级，打扫时间及监督人员介入均有签字表格，类似经验应在扶贫管理中引入。

此外，要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健全监督问责。国务院扶贫办曾要求，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贯彻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各环节，政府与社会监督力量合作，建立严格健全的监督问责机制。对于精准帮扶不落实、贫困退出不真实的，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予曝光。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和违纪违规动扶贫“奶酪”的，严惩不贷。此前，中央会议也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对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严惩处。这些都从政策上保证扶贫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和透明监督。

扶贫不是简单地给钱或兴办一些企业，其公开透明也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公开账目，而是一定要有后续评估和综合分析。这就需要健全考核与检查程序，避免扶贫效果不明显，资金使用不合理。比如，可以通过人民代表、村民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参与扶贫项目的设计、管理和对话，再结合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假脱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