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调来这个学校两年里，有些娃娃可能都领了三四个书包了。感觉捐东西首先还是要考虑对方的需求，看对方需要什么。

当校长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善于主动和外界沟通、交流，有很多东西可能要出去了之后再回来，才晓得自己还缺啥子，还有哪些可以再做得更好。

1997年，我20岁，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就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一个镇上教书，2017年又被调到了另一个乡上当校长。

今年快暑假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说成都有个企业想捐一些物资，问学校需要些啥子。我有些不好意思直接提，朋友就说对方是个私人企业，有啥需要的直接说就对了。我就说学校缺一台可以打印和复印的机子，能把学生的卷子（试卷）打出来就最好了。

朋友在中间牵线搭桥，可能觉得需要一些仪式，就说请我们准备一下，约了个时间。我说那时候娃娃些都放假了。他觉得冷清清的不太好，又说给娃娃些都买了些东西，可以一起发给他们。快放假的时候，我就和40多个娃娃说好了，喊他们在物资运过来的那天再来学校一趟，领东西。有些娃娃住得远，山上那种盘山路开车都要20分钟。

▲ 从山腰俯瞰现在的小学。 © 宋华

到了那天，东西都运到了学校里，除了打印复印一体机之外，还有30多个书包、一些羽毛球拍和几大箱薯片。我就很头痛，觉得没有事先问清楚，也没有安排好，书包都分不够。为了保证每个来学校的娃娃都有东西领回去，没拿到书包的那些就分了球拍。但其实球拍可以留在学校里大家一起用的。

有老师在聊天群里问：“老宋，你的打印机梦实现了没有？”我说实现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之前那个已经坏到不行了。

这个事情是我有些欠考虑了。我当时就在算，自从我调来这个学校两年里，有些娃娃可能都领了三四个书包了。感觉捐东西首先还是要考虑对方的需求，看对方需要什么。我的心态也要摆正，不能因为觉得对方是捐东西，就不好意思开口。如果这次不说的话，肯定就没有复印机这回事。

捐书包的事情之前还有。一次是团委那边组织，是浙江黄岩区给我们的捐赠，说要捐100个过来。一个箱子里面装了100个书包，我就主动问能不能再申请一箱，因为我们有180多个学生，100个的话很难分下去。那次就给了200个，剩下的分给了幼儿园那边。

另外一次是捐来了40个书包，这种时候就会首先发给孤儿或者困难家庭的娃娃，然后是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给的时候也只是把领书包的学生召集在一起，不会让其他学生看到。我们也会考虑发东西这种事情可能会给娃娃造成的伤害，所以会有些回避。

成航学院在我们学校有个支教的活动，今年暑假来了30个大学生，本来要在七天里做一对一的帮扶，我问能不能增加一些娃娃的名额，后来就增加到60个，变成了一对二。他们教舞蹈课、美术课之类的，比让娃娃些在家里面打手机、玩别的闲散的过着好的多。农村很多娃娃放假在家里没啥子自制力，大部分家长也不怎么管。

但在落实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之前沟通不细腻，出了些问题。他们大学生来学校这边，我们管他们的住宿。他们也说按学校这边的标准来，交相应的伙食费，我们平常就是两菜一汤。过了几天，他们就问，生活上能不能提高一点。我就觉得有点尴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尽力解决。

其实家长都愿意自己的娃娃来参加这种活动，但因为名额有限，我们就只能做一些限制，按照留守的、贫困的、成绩好的，依次排序。现在有一些东西捐到学校来，不是每次全校学生都能领得到，有些家长就很理直气壮地问，他是贫困家庭，为什么领不到捐来的东西。学校里有太多贫困家庭的娃娃了，物资有限的话，就优先考虑品学兼优的，这样也能起到一个激励作用。

早先评职称，也没有一个公平公开的方式

我们那个教学片区由两乡一镇构成，在撤点并校之前，整个片区有近30所学校，到了2011年，片区里就还有七所学校。撤并前，有个镇上的学校下面还管理了七八个村小，现在就只有两个幼儿园的点了。村里的娃娃要在当地上学的话，至少都要到镇上去。

其实我最先是在村小里教书，2000年，有个叫王东方的博士在镇上捐建了一座校舍，那时候我才被调到了镇上。

刚建校的时候，学校周边还很荒凉，但因为地处公路要道，受周边九寨、黄龙等地旅游业的影响，镇上慢慢修了很多宾馆和其他铺子，学校里有很多外来务工子弟入学。最初，学校只有23个学生，我在那里工作到2016年底，离开的时候，已经有500多个学生了。

我是看着那所学校从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感情很深，2004年的时候我当了副校长。后来领导好几次找我谈话，想把我调到其他学校去当校长，我舍不得离开。

2002年，“十年行动计划”（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给学校扩建了一栋教学楼，后来又有个“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修了个教师宿舍，汶川地震后，安徽援建了一栋学生宿舍。那时候镇上已经很闹热了，建设用地很俏（稀缺），学校也就没有什么再扩建的余地了。

镇上那所学校的地理位置很特殊，算是个“窗口学校”，如果有检查之类的，都会路过那里，所以更容易被关注，教育资源也更丰富一些，2006年就已经有多媒体设备了。

到了2017年，全县的校长安排大换血，我被调到了现在这个乡上当校长。学校离县城17公里，离我家有30多公里。刚到的时候有192个学生，藏族的大约70%，剩下的是一些汉族、回族的学生，羌族的更少一些。此外还有幼儿园，有70多个娃娃。下面还有3个教学点，都是“一村一幼”那种。

从整个阿坝州来看的话，松潘县的师生比应该比若尔盖、红原那些艰苦点的地方略高点，我们那个小学的老师有27个老师，队伍也比较年轻，40岁以上的老师只有6个。

因为老师还算够，所以教师排课是“大循环”，除非有特殊情况，都是从一年级带到毕业。“大循环”更好些，娃娃些不用频繁换老师，而且不管这个班是好是差，老师都没有借口。

刚到这所学校，我感觉氛围上还是有点散漫。当时县上有个“班主任语文技能大赛”，我就想请七个语文老师都准备一下，先在学校里预赛。

到了预赛那天，只有三个老师做了准备。我就喊七个老师先抽签，轮流上台讲公开课。头两个老师都说没准备，我就说，“你们在评委席旁边坐着听，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写一份心得体会过来”……

我当时很想发火，但是控制住了，也还有点安慰自己的意思，起码还有三个老师准备了。教导组选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老师去学区赛课，学区有六所学校，结果她拿了个第一名。后来她又代表学区到县上去赛课，县里面的高手就太多了，她最后得了二等奖（第三名）。

每次她拿奖，我就在老师的QQ聊天群里发消息，“热烈祝贺某某老师在本次学区赛课中获得了第一名”，“热烈祝贺某某老师在县级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第三名”，还专门把“县级”两个字换了颜色，就这样发一些祝福的话和照片。

其实那天学校里初赛之后，我就请那四位老师一起在办公室里开了个会，问大家是不是不认同或者不喜欢我这个人，为什么事情布置了两三个星期，竟然一点准备都没有。

有人说太忙了，有人说没有接触过这种形式。我就说，班上学生人数最多的那个老师都准备了，他都有时间，其他人就没有理由不准备。又说现在网络很方便，不懂的都可以上网学习，或者同事间相互讨论。有个年轻老师就先道歉了，说：“宋校，对不起，之前我们都是只要有一个人在准备，其他人就都不准备了，所以没有认真对待，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事了。”

这件事没过多久就该评职称了。

刚调过去的时候，教育局有个领导也提醒我，一定要心里有个打米碗（心里有数），意思是马上就面临最激烈的一个事了——评职称。我说我已经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晋职评优的方案，并且在学校大会上公布了，也强调过如果有人有意见的话，可以提给我，或者给教导主任说。当时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也在校园公示栏将方案公示了。

那是个关于评优晋级的方案，考虑到了教师的工龄、工作量、个人成绩和荣誉、考勤等方方面面，以分值的形式呈现，有加分项和减分项。刚公布的时候，大家都不在意，以为我不会真正去实施，到了评职称，我就请大家去把哪些各种荣誉、课题、论文、赛课成绩等等交过来。有人就慌了，什么都拿不出来。

分打下来之后，一些年轻老师就排到了前面，有些老教师就有意见，觉得要论资排辈。但我还是斗硬（动真格）了，之后很多工作就好推展了。一学年下来，学校里语文组、数学组、艺体组，每个老师都把公开课上完了。我觉得每个老师都要有展示的平台，公开课就可以提升老师的能力和热情。

“你们这儿才像一个校园，生龙活虎的”

其实有很多经验都是我从之前那个学校带过来的，我在两边都当过“乡村少年宫”项目的负责人，组织过很多“第二课堂”的事情。现在这个学校有个优势是面积大，生源少，有个足球场，娃娃些也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就开了足球课。还有棋类课、书法课等等，学生喜欢啥就学啥。

这些课程都是根据当地能利用的资源开展的，有个老师的书法特别好，我们就开了书法课。藏族学生多，还开了藏文书法，那个是用竹笔写字。还有“和尚棋”，也就是藏棋，就请藏族的老师和学生教大家。学校里的藏棋是直接在水泥桌面上画线，桌面都被娃娃些敲出了很多坑，肯定说明下的次数太多了。

▲ 藏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一起下“和尚棋”（藏棋）。 © 宋华

但是音乐课就不行，之前“均衡验收”的时候，根据各年级的课程设置，学校配备了电子琴、钢琴、竖笛、腰鼓这些，后来又有人捐了五架古筝和六十多个葫芦丝过来，但是没有老师，这些乐器就都用不上。幼儿园老师里有个稍微会弹一点钢琴，我就把她请到了中心校来教音乐。

学校里还有个山歌传唱的第二课堂，老师翁奶奶是门卫的妻子，以前是当地的赤脚医生。我没事就喜欢去街边和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聊天，跟他们说我不了解当地的文化，有没有哪些可以带到学校里去教娃娃些。我做的课题也涉及乡土文化方面，于是翁奶奶就教唱山歌，我就整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虽然我是汉族的，但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听得懂藏语，也会简单说一些。

学校里有很多腰鼓，有一天我就问翁奶奶会不会打腰鼓。翁奶奶说她不会，但是会跳花杠。我年年都看当地的文艺表演，但从来没看到过花杠。翁奶奶说那是当地才有的一种舞蹈，花杠是个弯弯曲曲的棍棍，两头会绑一些铃铛和五颜六色的线，当地人自唱自跳，没有音乐伴奏。最初是老百姓在田间地头自娱自乐时跳的舞，后来就演变成了逢年过节时的表演。

于是我们又开了教花杠的课，学习里另外还有三个老师也跟到在学。但是我感觉这种原始的舞有点枯燥，娃娃些也不是很喜欢那些动作。我就和老师些一起尝试，看能不能用现在的一些音乐来和花杠搭配，但是难度有点大，很难找到节奏。

翁奶奶还介绍了另一位马爷爷来教土琵琶，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乐器，它是直接把一种树木掏空了来制作的。这个也有点困难，虽然有人教了，但是娃娃些的土琵琶准备得不齐，这种民族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 学生们在当地老者的带领下学习民族音乐。 © 宋华

学校里的娃娃其实也不多，老师校长和娃娃的关系都很紧密，有时候很小的事情都会有人来找我告状，比如说哪个又哭了，或者哪个又拿了别人的东西。都是些小到芝麻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六年级有个娃娃本来在操场打篮球，结果跑过来跟我说：“校长校长，好像又人来检查了，你快过去。”果不其然，是州教育局刚上任的领导，到各县学校去走访，也没有提前说，就顺路来了。

领导来的时候是中午，那周我们本来有个锅庄大赛和广播体操比赛，娃娃们跳舞的跳舞，练操的练操，操场里还有老师和学生在打篮球，踢足球的也有几个，树荫荫下面又是下象棋、藏棋的，因为凉快，还有学生在那儿看书写作业……我本身想营造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氛围，下棋的台子都不是传统那种规规矩矩都摆在一个区域。领导就说，你们这儿才像一个校园，走进来都生龙活虎的感觉。

学校里也有图书角，最初都只像是一种摆设，没有真正利用起来。我也会找机会去外面学习，发现现在都很看重阅读，而且现在的教学、考试，那种必须死记硬背的“死答案”越来越少了。我也和老师们一再强调，在以后的教学中，阅读只会越来越重要。

现在学校里有专门的语文老师和学生代表在管理图书角，老师们也会一起设计每个班的书怎么补充、交换，每个星期要读哪些书。我们在家访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娃娃的屋头都没有课外书。我们也希望家长多重视一点，老师们就推荐一些书给学生和家长，他们自己在网上或者去县城里买。要求其实不高，每个家庭也都能承受。

当校长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善于主动和外界沟通、交流，有很多东西可能要出去了之后再回来，才晓得自己还缺啥子，还有哪些可以再做得更好。

文章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图片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网站编辑｜瞿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