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公益慈善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但我的体会是，我们有点学成了四不像。比如基金会这个领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儿基会成立开始，我们有了基金会这个概念，但我们的基金会和美国主流意义上的基金会差别很大。早期，我们公募基金会更接近于一个为政府募集资金，以解决政府在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后来公募基金会做了一些转型，但主要也是靠项目筹款，以自己募集资金，自己实施项目为主，同时开放公募权给其他公益组织。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企业和个人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发展起来，但企业基金会占比较大，个人和家族基金会占比较低，资助性基金会占比更低，而美国基金会中80%左右是家族和个人基金会，以资助为主，成为社会组织的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些年中国很多地方也在发展 “社区基金会”，但其运作模式和美国的社区基金会也是差异很大。在美国，基金会承担了社会创新的引擎，通过资金资助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驱动器，但中国的基金会则没能承担这一角色，多数是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因此从中国基金会的情况，可以管中窥豹，我们从美国更多的是学习和拿来了 “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近年，我反思应该主要还是土壤的问题，即本质上，我们公益慈善面临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我们的环境决定了公益慈善基因的表达方式。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这一百多年中国近当代史，我们的主流精英其实都是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代在列强入侵，家国破碎的情况下，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精英们，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禁锢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近百年的主流核心是向西方学习，引进、拿来，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改革我们的文明基因，并进而振兴国家，实现中国民族的现代化。

作为四大文明唯一存续至今的，我的体会是，我们的文明一直生生不息的根源，在于它一直在融合外来文明，通过融合来革新我们的文明基因。我们在某一次融合外来文明中，一般采取的都是 “矫枉过正”的方式，即通过一段时间对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思想界、学术界通过某种“全盘细化”来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然后随着我们对西方文明学习了解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尝试从“全盘西化”到批判性接纳，最后融会贯通，将外来文明融入到我们文明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每每当我们的文明处于弱势地位时，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精英都会让我们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然后慢慢的，我们文明的内在力量，又慢慢从低谷反弹，开始重拾我们的文化自信，开始尝试返回自己的文化本源去接纳、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精华，从而返本开源，继往开来。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和百年前五四运动时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今天重提文化自信。我想这是中华文明经过100年 “矫枉必过正”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后，重新开始审视我们文化内在的独特价值，开启以传统文化为底层基因，通过吸收融合西方文明，进行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再造过程。

在这个背景下，康老师所做的其实在寻找公益之本。公益慈善是以愿景、使命、价值观为先，欧美的公益慈善其实是以基督教为本，慈善实际上宗教慈善的去宗教化过程。

对于我们中国公益人来说，我们需要寻找到公益慈善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立足的独特文化根基，否则我们的公益慈善可能总会面临着“四不像”的问题。

目前康老师在做的关于传统文化与公益慈善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因为这是关于公益慈善的元问题探讨，目前国内公益慈善界存在着炒概念、搞噱头的风气，今天引入西方一个概念，明天引入西方一个说法，不顾中国国情，也不考虑如何落地，最终就是出现一群“四不像”概念，让国内公益界困惑，西方公益同行也纳闷。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和大咖能真正关注中国公益慈善长期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元问题、真问题，通过不断的探讨、交流，为中国公益慈善界指一条长期健康发展的道路。

公益慈善背后文化的、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一直存在。比如腾讯公益网早年和爱德基金会合作“孤儿救助”项目时，当时还是通过QQ空间给网友反馈项目信息，爱德基金会每月反馈项目进展之后，我都会去看一下网友留言，发现大量的网友都在质问，为什么不多救助自己家乡的孤儿，以及我捐的10块钱具体资助的是哪一个孩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非希望工程”等对外援助项目中，更多的网友质疑的是中国还有这么多穷孩子没书读，为什么要去非洲做项目。许多做动物保护项目的也面临网友质疑，还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要帮助动物。公众捐赠中，更倾向于捐赠给孩子的，一对一结对式的，捐赠人和受益人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也更强调受助者的感恩和报恩，新闻中也会出现对“白眼狼”式的受益人的讨伐。我认为，这些事件背后，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慈善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宗族的强关系，辅以地域和同学纽带，构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连接和信任机制。这个人际纽带体现的是差序之爱，从个体、家庭、家族、宗族、同乡、同省、同国，构成了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的爱的同心圆。中国传统社会相应的也建立了基于此公益伦理的社会救助和支持系统，而基于此的感恩、报恩文化，又强化了这种人际连接，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一个递进的慈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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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是，儒家很强调“善”，而善体现在仁、智、勇这三达德上，这三达德本质上都是关于如何选择善、坚持善，即择善固执。这同时也是儒家内在精神人格不断成长的动力机制，是儒家人生观世界观的根基。当下中国，我们和孔子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面临社会秩序的重建，人心的重建、人际信任的重建。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就在于其一直将重心放在关注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秩序的建立上，无论其强调的“仁”还是“善”，都落脚在于一种良性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寻根之旅，应该最后落脚在如何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依托于我们文明中关于爱和善的文明基因，兼收并蓄现代西方社会关于公益慈善和社会组织的运作和管理原则，建构我们独特的公益慈善文化，并以公益慈善为载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公益慈善的力量，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重建，基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化文明基础上的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