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大概就是个为学业与萌动的爱情而烦恼的年纪。但是瑞典女孩Greta Thunberg不走寻常路，15岁的她已经是一个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活动家。

在12月12日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2018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4）上，她作为瑞典青年代表出席会议，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因为她毫不留情地“怒怼”了在场近200个国家代表。

15岁的她站在台上面对在场的国家代表，神情和声音不免会有些紧张。她说：“如果孩子们只要罢课就能够得到世界的关注，那么他们做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时，又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前提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不论接下来的话会让人听了有多不舒服。”

“我们很多市民都成为了少数人追求金钱的牺牲品……等到2078年，我将会庆祝我的75岁生日，那时我的孩子们应该会向我问起你们，问我为什么你们在还有时间去挽救危机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祈求各国领导人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再次忽视我们的，你们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借口，而我们也已经浪费了所有的时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改变都已经开始了。”

天才病患者的成长

15岁的年纪便热忱于气候变化议题，但Greta本身并非科研学者家庭出身。Greta Thunberg出生于2003年1月3日，她的一家人都是演艺出身，母亲是瑞典歌剧演唱家Malena Ernman；父亲Svante Thunberg是一名演员，祖父Olof Thunberg是位演员与导演。

尽管出生在如此优渥的家庭背景中，但Greta并不是个完全健康的孩子，母亲Malena Ernman曾经出过一本书，讲述过她在孩子抚养上的困阻——因为Greta和她的妹妹都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阿斯伯格综合症与孤独症同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疾病亚型，但不同于孤独症，因为其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能障碍，是一种较常见的儿童发育行为疾病，阿斯伯格综合症一般被定义为“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另一种说法叫做“天才病”。

而唯一可能跟气候扯上关系的，就是Greta的一位祖先Svante Arrhenius，他是瑞典化学家，曾在1903年凭借计算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影响，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各大媒体在采访她时几乎都问过：你为什么会对气候问题如此关注？或许是这其中有着某种相隔数代的神秘影响，一开始接触到气候问题之后，Greta便情不自禁地沉迷于其中。

那时她还是个9岁的小学生。老师在课堂上对他们进行基础的环保教育，告诉他们要随手关灯，不要浪费纸张、水和食物。她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老师给他们解释了“气候变化”。

老师的回答让她感到更加疑惑，她不明白人作为所有物种的其中一种，怎么能够影响到整个地球的气候？而更让她觉得奇怪的是，如果人类真的能改变气候，那么人们应该十分热衷于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实中，人们却很少在生活中讨论着气候变化的话题，在老师的课堂之前，也没有任何人告知过她这个事实。

因为阿斯伯格综合症，Greta有着异于常人的专注力，她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一直做同样的事情，这也使得她对气候变化的痴迷一发不可收拾。

从那时起，她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开始阅读关于气候变化的书籍和资料。当她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恶劣现状；她了解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想要为改变这个现状做出行动。

最初，她从自己的家中开始行动。她开始在家里施行她的“随手关灯”行动，还常常抢走父母的充电器，以此来节约能源。她开始不再食用肉类，不再购买任何非必要物品。

2015年，她开始拒绝以飞机为交通工具，一年后，母亲为了支持她的行动，不再搭乘飞机而放弃了国际表演工作。他们的家中安装了太阳能电池，并开始在城外自己种植蔬菜。一家人出门都骑自行车，家里有一辆电动车，但只在必要时才使用。

一个人的罢课抗议

可能在大多数家长看来，这些都只是孩子天马行空的小打小闹而已；谁能预料到这样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症的少女，会一步步成为一位影响世界的社会活动家。

她受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枪击案后，学生举行的“March for Our Lives”罢课游行的启发，思考能否通过罢课抗议来引起政府与大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于是，她尝试拉拢更多的关切气候问题的人参与她的行动，但是并没有人愿意参与这种看来希望渺茫且无法看到成果的行动。

没有队友，那她一个人就是一支示威队伍。2018年8月20日，还在上九年级的Greta独自罢课，她带着一块写有“SKOLSTREJK FöR KLIMATET”（为气候而罢课）的牌子，来到瑞典议会大楼前静坐。就是这样安静地坐在牌子旁边，没有其他任何激进的行动，偶尔看看自己爱看的书。直到9月9日瑞典2018年议会选举结束为止，她的罢课静坐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

她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瑞典政府在气候政策上减少碳排放量，以达到“巴黎协定”要求的标准，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气候变化的问题。

大选结束后，她并没有完全停止她的罢课行动，她周一到周四回到学校上课，每周五则像往常那样回到议会大楼前，这仿佛成为了Greta的一项日常工作。

她逐渐开始不再孤军作战，她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Friday for Future”和“Climate Strike”话题活动，得到了全世界数以万计网友的响应。

10月，Greta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发起了芬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气候游行。她在广场上对着一万多位参与者发表演说：目前我们害怕改变，多于害怕气候危机...你现在可以做到的，多于我们未来可以扭转的，我请求大家正视气候危机，给予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的0.5℃

15岁的年纪，有几个人敢于站在200国代表面前，直言斥责各国政府的虚伪行径？

但是，这正是这一代青年人该有的姿态。

今年10月8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了重量级报告“Global warming of1 1.5℃”，报告称各国需要将全球平均气温上涨幅度控制在1.5℃以内，方能令人类在未来的数十年保证适宜的生存环境。但目前全球气温已上升了超过1℃，若突破最后的0.5℃防线，2040年地球或将面临更多极端干旱、森林火灾、洪水、粮食短缺等灾害。

今年，Greta因为她的行动获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2018少年环境英雄奖项提名；12月，美国时代周刊将Greta评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我们需要更多像Greta这样，“着魔”一般坚持推动政府改变排放政策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还没到不可逆转的恶劣尽头，但人类不能继续做温水里的青蛙，否则到了2040年，就成了开水里煮熟的青蛙了。正如Greta在会议上所说——“为什么你们在还有时间去挽救危机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