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求学到国际NGO，从昆明到中国16个省的丛林荒野，从乡村小学到英国皇室从物种本身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陈姝一直在思考，保护的希望在哪儿，而保护的力量又如何传递？这就像一场马拉松，是在不断涌现的问题和矛盾中寻找方案，需要跨界，灵感，创意和参与。

陈姝（Becky），云南昆明人，研究生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英国伦敦动物学会（ZSL）在华员工，昆明象形计划发起人，从事濒危物种保护工作八年。

变成专业：踏上野生动物保护之路

陈姝和我通话的时候刚从泰国参加完亚洲象专家组会议回国，我却没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丝毫出差的疲惫。“你是怎么走上野生动物保护这条路的呢？”我急忙抛出自己最好奇的问题。“其实我本科学的是生物技术，但在我看来，待在实验室里面特别闷。”手机那头传来陈姝清澈爽快的笑声。生长在云南的山水中，陈姝从小就喜欢自然和动物就连考试复习，都觉得在户外更能集中注意力。从小她就盼望着长大以后，可以从事自然保护方面的工作。

2010年去新加坡读研究生给了她这样的机会。陈姝选择了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学。没有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正陷于寻找研究课题的无助和苦恼时，她遇到了她野保之路的引路人Ahimsa。Ahimsa是西班牙人，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之后就职于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十几年来扎根亚洲，一直致力于亚洲象保护研究。从新加坡坐了十几个小时巴士到吉隆坡后，Ahimsa自费带着陈姝一路去了自己马来西亚的项目点，了解保护区、村寨、电网…这是陈姝第一次听说人象冲突。

挑战观念：保护大象需要解决人的问题

亚洲象保护研究实际更偏向社会科学，需要在亚洲象的十来个分布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大象保护和人象冲突所持的态度和差异。云南是亚洲重要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亚洲象分布区，于是陈姝决定一个人回到云南，带着调查问卷和马来西亚考察的经验，去西双版纳做研究。八年前，陈姝22岁，研究生一年级，第一次坐上了昆明到磨憨的长途车，缓缓离开城市，开往中国西南边境。

为了了解人象冲突，陈姝住进了保护区深处的布朗族村寨。比起城市，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厕所也不能洗澡。第一天来到这里，巨大的落差曾让她陷入沮丧。布朗族人的房子是双层的，下层停摩托车，养牛；二楼是个大客厅，客厅中心是可以烧水做饭的炕，悬着简易的灯泡，周围围绕着一圈房间，以布帘相隔，挤住着全家人。主人家为陈姝在客厅里搭了临时床垫，作为“客房”。晚上躺在床上，从木板缝里可以瞥见下面的牛群走来走去，在牛铃中入睡；清晨天还没亮时，就在炕上滚滚的烧水声中醒来。

很快她便适应了这里朴素简单的生活，并和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主人家是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会用一辆特别老旧的摩托车载着陈姝去各个村寨调查。“我们经常很晚才回来，只能打着头灯，借着光穿过保护区颠簸的小路。”骑在星光和萤火虫交相辉映的小路上，安逸美好的场景催生了她做保护的使命感。“村里没有路灯，晚上年轻人们还会时常坐在河边，吹口琴，讲故事。”现在的布朗村已经修通了马路，也通了路灯。但这么多年过去，主人家逢年过节时依旧记得问候陈姝，“少数民族那种纯真和人性是我在城市里看不到的”。

这项调查有趣的是，陈姝发现布朗族村民们很少仇视大象，他们把大象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反而是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方，村民对大象的耐受程度更低。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区反映出的差异越发令陈姝觉得人象冲突研究很有意义。在进行这项调研以前，陈姝一直觉得大象温顺优雅，人象冲突的错误都归咎于人类。但随着调查深入，陈姝越发感到矛盾，物种保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村民生活在这里，他们的庄稼要被吃掉，生命还受到威胁，能不恨大象吗？”归根到底，解决动物保护的问题其实是在解决人的问题。就像生态旅游，其实也是在尝试探索重建人兽和谐关系的方法。

工作日常：人人都是跨界自然保护者

在云南的亚洲象保护研究为陈姝打开了物种保护生涯的大门，也成了她叩开二百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保护组织，伦敦动物学会（ZSL）的敲门砖。从2012年毕业入职，陈姝作为ZSL的中国项目官员，已经工作六年。由于ZSL强大的科研背景，陈姝在中国的保护项目需要做大量调研工作，通过科学数据来引导保护策略，而不是没有依据就开始行动。例如降低野生动物贸易需求，研究团队需要首先了解消费人群、消费动机、消费商品、主动还是被动消费，以及哪些消费行为可以被改变。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联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了解文化背景和消费心理学。只有找到症结点才可以去做改变。

通过不同项目接触到不同的保护物种、政府和保护区后，陈姝发现保护问题很多时候涉及到保护区的管理而不再是某个单一物种。保护区巡护和执法常遭到业内诟病，被认为有效性差。“很多时候不该从专业角度去评估这些最前线的护林员，他们没经过专业的训练，资源又非常有限，你依赖他们去实时监控一大片森林肯定不现实。”因而有效的保护区管理需要信任的伙伴关系和支持，而护林员能力构建和保护科技的引入成了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影响力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多保护项目的挑战，寻找与国内保护区可持续性的合作成为陈姝保护工作的衍生。而自然教育就是在传递和扩大保护的力量。以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梵净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全球八百只黔金丝猴唯一的分布区。但大多数游客并不知道这里的珍稀物种。建立自然教育中心因此成为了陈姝和保护区的的共同构想，意义在于研究人员走后，来到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了解到这些物种和它们的故事，继而想要保护它们。

自然教育中心的建立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从最开始的素材收集、设计，到后面的展览布置、讲解、招募志愿者等，而这些都不是陈姝专业所在，需要外援和大胆尝试。“我很感谢我的高中同学，他们有学插画的、导演的、新闻的，我们没有资金，但很享受一起做设计编漫画的过程，最终把枯燥的文字变成有趣的卡通。 ”这样的合作让陈姝认识到自然保护需要跨界和创意，需要各行各界的奇思妙想，而不单单是解决自然矛盾。“就像黄泓翔说的，卧底大部分人都可以做，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职业，只是公众缺乏了解和参与。而野生动物保护也是，正是由于公众的才能各不相同，才可以让这份工作更加饱满和充满活力。”

砥砺前行：在纠结崩溃的边缘徘徊

谈及八年物种保护工作里遇到的困难，陈姝坦言曾有过想放弃的瞬间。负责大鲵项目时，野外调查特别辛苦，常年在外。陈姝同时协调着好几个调查团队，跑过中国的十几个省。雨季时常下雨，放弃调查点意味着成本损失，而继续调查很可能遇到山洪，不能保障团队安全。这样的选择让陈姝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除此之外，保护工作的成效往往又不是立竿见影，陈姝经常纠结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能带来改变，要如何保持信心和积极的心态。而外国机构在中国工作也面临更多挑战，中西文化的差异更需要中国员工作为“纽带”建立信任，不时陷入两难。

不忘初心：对想做自然保护小鲜肉说的话

做自然保护从来不是一条简单明了的路，而选择这条路的人们大多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披荆斩棘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指引和谆谆教导。对好奇和想做自然保护的青年人，陈姝说道：“当初能走下来是因为遇到Ahimsa，他到现在依然一直在支持我。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义务帮助我，他回答希望我以后也可以这样去鼓励和帮助这个领域里的年轻人。我觉得做保护一定需要一个团队，支持你，鼓励你，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在单打独斗，不然会非常艰辛。”

“而且你一定要认可自然保护的价值，这种不可衡量的价值。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里，会有人觉得我们这群人很奇怪，也会有人在把野生动物保护商业化。但我认为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应该是热爱这些动物，是出于保护本身，而不是希望通过它牟利。它是一种信念，只有相信它有意义，你才可以坚持下去。”

原文转自丨中南屋Elle
图片来自丨中南屋Elle
网站编辑丨李雅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