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走进她的心里，你还是能发现一个不会下意识回避视线、永远天真的眼神，她看着你，“仿佛过去所有经历过的苦难一下子都抹掉了”。

用匠心做公益

见到和西梅的那天，春寒还有些料峭，北京刺目的阳光还未如此肆虐。 一路风尘仆仆，从小城泰安来到了北京，和西梅的第一句寒暄就是“感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这能让更多人知道小荷公益，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孩子了。”她几乎为公益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和西梅是一个公益匠人。所谓匠人，大抵有两个标准：第一需要专注，无论投资回报是否可观，也要安心做事；第二需精益求精，有把事情本身做好的欲望。这两个标准，她都符合。她的手艺就是把公益事业做好。

自2011年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立以来，和西梅便将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责任担在了肩上，坚持了8年的公益项目“中国彩虹村助学计划”，在匠人手中发展壮大，现在，泰山小荷公益彩虹村扶植项目覆盖了全国29个城市，一共帮助了638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和西梅感叹道：“人这一辈子啊，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容易。”

和西梅看起来心情不错，神情舒展。在接受《公益先锋》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肢体语言略显拘谨，但神采飞扬，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但偶有那么几个时刻，她面色凝重，为她口中帮扶的孩子露出心疼的表情。

国际公益学院国际慈善管理EMP2018春季班（9期）学员、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和西梅（图右一）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做公益之前，和西梅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她崇尚自由，背起画夹就画画去了，常年穿着宽大的汉服走在路上，一脸高冷，完全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哪天想去微山湖写生了，拎个包就走，拿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特别自我”。这样追求自我的和西梅，恰恰在日常“学雷锋，做好事”的时候，偶然间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受伤空洞的眼睛后，走上了公益这样一个追寻大我的路上。“我偶然间走到那间院子，那个女孩就怯生生的抬眼看我，在她望向我的瞬间，不知不觉我就泪流满面了。”

说起做公益，和西梅刚开始时没有什么概念，不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吗？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创办什么公益组织，也不知道什么叫志愿服务。2006年，和西梅翻箱倒柜收拾换季衣服，儿子开春长高了半个头，眼看着去年秋冬的衣服都穿不下了，好多衣服只下过一次水，放家里闲置可惜，她琢磨着想让这些物品再有一个新的主人，其他的没想那么多。

相比于略显平凡的公益初衷，和西梅的公益事业却是一路高歌猛进。想方设法为家里的闲置物品找到新主人后，和西梅渐渐对公益“上了瘾”。她从网上加了很多民间公益组织的QQ群，收集各种公益信息。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西梅的时间充裕，身边有公益活动，她就可以自由去参加，渐渐成了很多公益活动的带头人。年龄愈长，人应该愈忠于自己。正是因为热爱，和西梅才能带领小荷公益一步步走到今天。

信马由缰的自由

和西梅参加了很多次品质公益峰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聚集在峰会上讨论学习品质公益相关知识，在这次峰会上，当时还是名初出茅庐的志愿者的和西梅第一次了解到了国内最前沿的公益理念，学习了国外公益发展史，知道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方向。她到处听讲座，自费请专业的公益培训老师来泰安为志愿者讲课，学习系统的、专业的公益实践方法，还提出了“品质公益”这一个概念。从一个只会去孤儿院捐衣服、去养老院做卫生的“雷锋”，成长为一名品质公益团队的负责人。2017年，和西梅在凤凰网的品牌公益项目 “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中，斩获了“年度公益人物”的称号。公益说是这么复杂，其实想想看，它又是那么简单，自然而然，不得不然。一个骑马的人，刚开始不会骑的时候，觉得怎么都会摔倒，没法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是掌握了骑马的技巧后，就可以信马由缰了，好像已经找到了某种自由，就是你从这些镣铐里面找到了自由。

和西梅谈到自己作为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是就好比每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他不是一个财务专业人员，但是他是一个倡导者，一个领袖，他要做的就是带领这些专业人士，更好地介入到我们的项目中去。”“彩虹村”项目在得到公益界的关注后，马上有其他公益组织负责人来问和西梅，是否愿意将项目复制给他们。和西梅意识到，一个好的项目计划书可以给很多公益组织使用。就像今天的互联网相关链接，东拉西扯，但它不是没有脉络可寻，这种联系更像是一个领域之间的连通。不仅仅是关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还可以与其他公益行动相结合，来取得更好的公益成果。

和西梅马上联系山东省内其他地区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将“彩虹村”项目计划书分享给大家，甚至拿出部分项目资金让其他地市的项目负责人来做。和西梅说 “以后我不做了，还有别人来做，这份事业才能一直进行下去，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才会一直有人去帮助他们。”在一个不太相信鸡汤的时代，她自顾自熬着和西梅式的鸡汤，她说：“我不追求这个组织发展到多大，只希望把事情做得纯洁。”正如小荷公益的图标——一朵玫红色的莲花。

被隐形的弱势群体

说起小荷公益关注的主要群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和西梅一直轻快自如的面色沉重了起来。“社会上对服刑人员子女存在歧视，认为贼的孩子还是贼。在这种歧视的标签下，很多孩子会有逆反情绪，果真重复父母老路。”和西梅说，“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些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实上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本不是孤儿，却承受着孤儿的痛楚。经济的窘迫，政策救助的空白，使他们成为了“被隐形的弱势群体”。

现在很多像儿童村这种儿童救助的机构，而且大多数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即便是这样，能够获得服务的孩子也是首先对机构有信任。但经常被制度歧视的孩子本身对制度就没有信任，就很难寻求制度化的帮助。他们很多封闭起自己，以自己是犯人的孩子为耻，加上周围人的指点嘲笑，亲友们的有色眼光，自我放弃是常有的事。还好有小荷公益帮助自己，有这样一群代理妈妈关爱自己，这些被遗忘的孩子才慢慢从阴影笼罩中走到阳光下。

和西梅为我们介绍了三个生活在彩虹村的孩子，听她讲他们的故事，以及在接受小荷公益帮助后的生活。不同的故事，见证着小荷公益的成长，但相似的一点是，这些孩子经历了风雨都慢慢找到自己的彩虹，成为了真正的彩虹宝宝。

【他说想爸爸，也想和阿姨。】

小雨，不到十岁光景，不太爱说话。他总是低着头，自卑和紧张让他几乎不抬头看人。眼神偶尔一下快速从我们的脸上掠过，那里却满是怯懦。他说话声音非常小，只和心理咨询师交流，双手来来回回摸矿泉水瓶盖子。爸爸在监狱里，妈妈生下他以后就离家出走了，小雨成为无人管束的“野马”，后来他跟着大伯过日子。小雨在村里变成了人见人恨的“坏孩子”，一些村民甚至用“小犯人”来形容小雨。做错了事，大伯就打骂他，对他用一些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小雨把自己包裹起来，逃避伤害。在学校不跟其他同学一起玩，没有像其他孩子那么阳光。当时我们问他，你愿意上学吗？他摇摇头。你喜欢吃什么？他摇摇头。问他有没有一些心愿，他还是摇摇头。一直不愿意交流。这一点没办法，只能靠时间来磨。

经过很长时间的开导，小雨才慢慢适应我们来到他的生活，逐渐和志愿者开始有一些对话，脸上也开始露出笑容。尽管在别人眼里，这个男孩是因家里的那场变故略显自闭，但他却从不避讳那个话题。现在小雨挺好的，爸爸已经回到了他身边。虽然经常外出打工，还是聚少离多，但孤独无依的小草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大树。冬天的6点就已经天都黑了，小雨前几天还跟我联系，打着爸爸攒钱给他买的电话，一句话一句话跟我慢慢说着，说晚上6点了，天黑了，可以点炉子了，点了炉子要自己做饭。爸爸出去打工了，家里没有其他人。小雨说想爸爸，也想和阿姨。

【她见我们来，总是很开心地笑。】

这个女孩姓范，我就叫她范小妹吧。因为她是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身边的同学经常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范小妹很难以接受，昨天还把她捧在手心上的老师、亲属，突然不理他了，同学们还开玩笑给她起了“范罪”这样的别称。她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发生在父亲被捕之后。在学校里，她俨然就是一个异类，没有人愿意和她玩，她成为了周围孩子眼中“坏人的孩子”，这顶“帽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跟我说过，在这个学校，她渐渐感觉一刻都不想待下去了。她逐渐远离同学，变得自卑，对学习不再那么感兴趣了。她说只希望可以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不会说她父亲是劳改犯的学校，继续入校学习。

我们找到了她的班主任，了解到她的同学可能就是开玩笑，好玩才这样叫她。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对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歧视一直存在着，尽管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只是无意识的行为，但伤害已经造成，范小妹甚至一度从自卑走向了自闭。经过我们的介入，老师和同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教育范小妹周围的同学们，同时心理咨询师也一直在给她做心理辅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干预，范小妹的心态慢慢好起来。同学们不再对她随便开玩笑，志愿者们一直向她传递温暖和关心，她的精神状态改善了不少。大家买了零食和玩具礼物送给她。尽管话还是不多，但“她见我们来，总是很开心地笑。” 

【那个漏着雨的屋顶，早已不是她的软肋。】

“下雨的时候，屋顶那个缝会漏水，弄湿过我的被子。”这是刘小花对家中境况的描述。家里养着鸡鸭，下雨的时候家禽的味道会顺着关不严的窗户飘到屋里来。这味道似乎已经将刘小花家“腌入了味”，成为贫穷、落魄的专属气息。刘小花蓬头垢面，非常瘦弱，大拇指还是弯曲畸形的。我们刚去她家的时候，带着小志愿者一起走访，本以为有同龄人的接触会让孩子减轻抗拒心理，但小志愿者刚进到刘小花的家里，张口就说 “哎呀这里真脏，这里真臭，怎么还能住人的！” 我们当时忘记了孩子会有童言无忌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刘小花的心，她把畸形的手藏在身后，头颅深深低了下去，变得更加少言寡语。

刘小花开始拒绝我们的探访，年迈的奶奶也对这种状况束手无策。但是不能因为她的抵触，我们就放弃帮助这个孩子，我给我自己时间，给志愿者时间，给刘小花时间，我们要一起把这个坎儿迈过去。我们把探访与问询的志愿者分开，我们给她整理衣服，梳理头发，拍照，慢慢建立起关系，卸掉了小孩的防备。上不起学，我们就找志愿者教她识字，给她念故事听，教她遇到陌生人的保护措施。我们帮她和奶奶修理好了屋顶，这里现在，既是“避风港”，也是特殊的“学堂”。或许，在她心里，曾经那个漏着雨的屋顶，早已经不是她的软肋，而是一个尽管简陋但却温暖的家。

黑暗与光亮

这几个故事的诱人之处在于，你看到了一个孩子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我。这些彩虹宝宝，大多是有人抚养的。他们虽然有人抚养，但很多都是“隔代养”，暴露出不少教育问题。这些孩子一旦接触到社会上的痞子、流氓，难免误入歧途。这三个孩子只是众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的故事没有讲完。个体命运跌宕错落。并不排除有其他孩子的遭遇，比他们的经历要残酷得多。每个孩子都在奋力且本能地消化亲人入狱带来的一切变化。刚刚过去的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对这群被法律遗忘的孩子而言，只是奢望。对未成年子女而言，贫困并不是他们人生最重的负累。“沉重地压在孩子们身上的，是‘父亲或母亲入狱’这个标签。”

这些带着沉重标签的孩子，承担了太多与年龄不相符的压力。内心敏感、沉默寡言，眼神常常是空洞的，仿佛与这个世界脱节。“这枚标签如同一枚‘炸弹’，不定时地扰乱孩子们平静的生活，不断地对他们造成伤害。”他们年纪不大却历经坎坷，很少有人关注。他们不属于孤残却独自生活，甚至得不到救助。他们有的流浪、有的沿门乞讨、有的年幼就外出打工、有的不被亲属接纳，遭受虐待。他们生活上、学习上均无力监管，成了无人管束的“野马”，无形之中形成了“犯罪后备军”。“罪犯子女”这一带有“标签”色彩的称谓对服刑人员子女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标签，他们承受着来自社会、环境、周围人的眼光以及自己的内心的压力，周遭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在这群孩子在亲人入狱后的变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一个落点和解读。父母在服刑，孩子却承受着比父母更长的“刑期”。

只要走进她的心里，你还是能发现一个不会下意识回避视线、永远天真的眼神，她看着你，“仿佛过去所有经历过的苦难一下子都抹掉了”。 世界的另一面，服刑人员子女却饱受歧视，和西梅说，“整个社会确实是在进步，但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靠民间力量较为薄弱，关键还是要有官方的倡导和支持。”破碎的家庭，失去的家园。在猝不及防的黑暗面前，我们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让这些孩子隐形在光亮之下。他们的故事，是镜子的另一面，端详这个世界的另一方式，真实存在，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