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作为一名妇产科大夫的蒋励刚刚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无国界医生任务，从阿富汗返回中国。在此之前，与她日夜相伴的是驻地围墙外不时发生的爆炸和枪击，以及流水般涌进来的急重症孕产妇与新生婴儿的啼哭。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她不必再值夜班、再接急诊，可以睡一个充实而绵长的觉；但蒋励明白，对于自己来说，这并不是结束，而仅是一个开始。直到如今，“无国界医生”成为她身上不愿撕下的标签，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片段。

选择

2001年的夏天，北京医科大学刚刚并入北京大学一年，新成立的医学部第二年进行招生，新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丽水的小姑娘。蒋励踏进医学部的大门，砖红色的楼墙在路边安静地伏着。她就这样很偶然地走上了医学道路。蒋励原本并没有想过学医，也并没有想过来北京，然而阴差阳错，被北医的八年制临床专业录取。“刚好有这么一个专业，我也不排斥学临床，所以我就来了。”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她逐渐发现，自己与医学像是两枚齿轮，在碰撞中渐渐磨合相契，“发现还挺适合我的”。和许多医学生一样，蒋励的每天都是忙碌的。穿上白大褂，就担起了责任。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学习，每天都遇到新的病例，为取得的每一个小小的成绩而满足欣喜。每个科室轮流转，从外科到内科，最后发现自己一开始“打死都不想去”的妇产科才是自己最喜欢的科室，就在这里扎了根。

而在蒋励心中真正埋下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火种的人，是她在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时的上级，屠铮。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在百度百科上查到关于无国界医生的介绍：“无国界医生（法文缩写MSF），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在2006年，无国界医生在中国还寂寂无闻。这一年，屠铮通过自己的表弟了解到MSF后加入，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名医生志愿者。蒋励想起自己刚上大学时从TVB电视中了解到关于这个组织的零星之事，“觉得这种事情是自己想要做的，但那时候觉得太遥远了，好像是不真实的”。直到2007年，屠铮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蒋励才觉得这件事“可以企及”，真正把它加入了自己的人生清单。

2012年5月，她给屠铮医生写了一封邮件，想听听她对于自己加入MSF一事的意见。她在邮件中写道：“我总是想，我应当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但我又怀疑，真的有这样一个最合适的做出选择的节点吗？”两天后，她收到屠铮的回复：“如果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独立工作让你感到舒适，就去申请MSF吧。”

屠铮的复信给了蒋励极大的鼓励。就像自己在18岁那年选择报考北大医学部，2012年，已经工作两年多的蒋励再次做出了让人惊讶的决定。她辞去了在人民医院稳定的工作，正式投身MSF，走上了医疗援助的道路。医生远赴重洋去往另一个国度执行任务，而因此停薪留职，对于所在的医院来说也是个难题。蒋励不愿在背后留下这样的“牵挂”。她在网页上提交了MSF的申请表格，在经过多轮面试之后，蒋励正式进入了MSF的“人才库”。蒋励不喜欢一成不变、可以预期将来的生活。她拿到了主治医生的资格证，已经掌握了产科的大部分技能，妇科的基本操作、疾病知识也都了如指掌，但“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觉得自己好像到了一个瓶颈”。她选择改变。加入MSF的举措有如一枚卵石，投入她二十余年来平静无波的生活的水面。

没有硝烟的战争

阿富汗的春天是浸在战火中的。2013年3月，蒋励收到邮件，前往阿富汗霍斯特省，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第一次无国界医生任务。这个项目里有来自巴西和中国的妇产科大夫，也有来自奥地利和非洲的麻醉师，他们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家由集装箱板房搭建、周围砌着用于抵挡战火的砖墙的小小的妇产科医院。蒋励和来自巴西的Clarine是这家医院里仅有的两名妇产科医生。等待她们的是每个月1200到1300的分娩量，这个数字几乎是原先在人民医院的四倍。为了应对当地大量的病例，蒋励和Clarine轮流值班，隔天就要经历一次24小时完全当值的考验，工作量极大。在这24小时里，值班的医生“first on call”，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第一时间应对，鲜少有时间能好好休息。

项目组给成员派发了用于联系的老款诺基亚手机。蒋励最怕的就是值班时半夜被音量巨大的手机铃声惊醒——夜里遇到的大多是情况紧急、病情危重的病人，工作人员在电话中难以用英文简洁说明情况，甚至掺杂当地方言，蒋励只能“赶紧蹦起来，穿上衣服就去”。Clarine值第一个夜班时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她告诉蒋励：“你知道吗？我把整本产科书都实践了。”阿富汗的人民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意识，妇女接连不断地生产，也没有条件进行孕期保健或是规律的产检。许多妇女在小诊所受到不正规的治疗，接受超大量的催产素后导致子宫破裂；在国内很少见的见于重度先兆子痫的胎盘早剥症状、典型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在这里都时常可见。

医院的围墙内没有战火，但蒋励她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战争。没有子弹，没有硝烟，只有纱布和血袋，消毒水和手术刀。无数条生命在在这个小小的站台中转，在她们的手中经历生死一瞬。“时刻是一个紧绷的状态，”蒋励回忆起那段时光，巨大的压力一直如影随形，“什么也不想，只是撑着就完了。”为了缓解压力，蒋励喜欢去厨房做些吃的，或者是抓紧一切时间睡觉，“让大脑处于放空的状态”。在阿富汗度过的三个月，是蒋励体重最轻的一段时期，但照片上的她却因为水肿而显得很胖。回国后体检，蒋励才发现自己得了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而身体浮肿、情绪淡漠，都是甲减的症状。

幸与不幸

蒋励用“幸运”来形容自己，在阿富汗的三个月，她并没有遇到孕产妇死亡的病例。她感慨于当地妇女极强的求生欲：“我觉得她大出血真的出到没戏了，但第二天到病房，发现她又活过来了，真是奇迹。”遇到需要输血的病人，医生们有应对的办法：一方面，任务点有一个小的血库；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去当地的村庄，利用村中的喇叭号召村民献血。“村民们都觉得这是他们的姐妹，”蒋励感慨，“你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献血。”然而，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这些新鲜的血液无法用现代技术分离成红细胞、血浆、血小板，只能稍微处理一下给病人输全血，病人能否挺过来“只能看运气”。“孕产妇死亡最多的原因就是产后出血，只要能及时识别，掌握一些处理的办法，孕产妇的死亡率真的可以得到很大的降低。但新生儿不一样。”

蒋励更愿意用“孩子”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生儿，他们离开母亲的子宫，被剪断脐带，成为柔软而脆弱的生命个体，但有些孩子甚至发不出第一声啼哭就不得不告别这个世界。身为妇产科大夫，蒋励能做的其实很少。遇到窒息的新生儿，她只能为其做最简单的复苏，然后交到儿科医生手里。“在国内，你可以把他送到新生儿ICU里插管，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他的情况，给他用各种高级的药物；可是在这里没有办法——我们连暖箱都没有。”蒋励讲过很多次她遇到的第一例新生儿死亡。那个在分娩过程中严重窒息的孩子，极其用力地想要呼吸，蒋励为他复苏了30多分钟。儿科大夫已经给孩子下了死亡判决，但蒋励不能接受——先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小生命在自己的手里，眼看着不行了。最后，孩子的祖母走过来，拿掉蒋励手中的气囊，告诉她，安拉把他带走了。

病人家属会安抚医生，会买珍贵的布料送过来，会邀请大夫和她们一起坐在病床间的空地上一起吃饭。在这里，蒋励体会到最纯粹的医患关系：“能感觉到医生和患者间的相互信任，我觉得挺好的。”当地人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的淳朴却令蒋励深受感动。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蒋励来不及悲伤——身为医生，她只能说一些冷冰冰的数字，或是一些在医学上毫无纰漏、但有点不近人情的话，避免过多的情感投入。很多时候，她不得不把自己从情绪的漩涡中拔除，不能放任自己去同情病人：“你不能始终是一个心里非常柔软的人。”这是蒋励作为医者的坚持。“能救一个是一个。”她像一根针，牵着线，尝试着去缝补阿富汗地区妇产科医疗的巨大裂痕。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自阿富汗回国后，蒋励申请了美国Hopkins大学的MPH（公共卫生硕士）。考试、休整，2014年8月，她又前往巴基斯坦执行了一次MSF的援助任务。她认同MSF的宗旨：中立、不偏不倚。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提供医疗帮助，不受到政治或者宗教因素的影响。在蒋励看来，中国本土的医疗援助与MSF还有很大差距。2017年，蒋励参加了中国志愿医生在云南德宏的行动，这一行动试图改变传统的“义诊”援助模式，希望医疗援助对当地的影响能够更加长远，而非仅是数日之功；但一切尚在起步阶段，事实上很难有效改善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你会发现，作为一个医生，你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但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却可以救更多的人。”蒋励说起她学习公共卫生硕士的原因，“医生只是一个人的力量，但公共卫生是一群人的力量，能改变更多的人。”对于将来，蒋励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还是想做医疗援助，想去非洲。”蒋励组建了家庭，丈夫与她志同道合，都将医疗援助作为毕生追寻的事业。不过，他们也有了更多要考虑的事情。

蒋励与丈夫养了两只猫，一只叫“糖小蒜”，一只叫“糖蒜瓣儿”，名字取自他们的第一只猫“糖蒜”，它一岁时死于心衰肺水肿。“养猫就像养孩子，”蒋励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家猫的照片，“没办法带着它到处走，所以也暂时没有出长期任务的打算。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我先生未来的规划，不可能一腔热血就冲上去做事。”

蒋励笑道：“我们俩都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